【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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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各项指标社会的创新能力的跨越式发展,同时也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显著特征。与此同时,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也在全球日益蔓延,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新趋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无论是对“技术理性”的斥责还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都不能找到问题的实质。因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资本逻辑是生态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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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各项指标社会的创新能力的跨越式发展,同时也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显著特征。与此同时,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也在全球日益蔓延,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新趋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无论是对“技术理性”的斥责还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都不能找到问题的实质。因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资本逻辑是生态问题的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从社会制度、价值基础、发展道路等角度入手,对生态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借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积极应对生态问题,努力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和解。本文重点从社会制度、价值基础及其发展道路剖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论文主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早期应对生态危机的措施中,经济学的市场手段和科学技术方案,似乎备受人们青睐,但是这两种途径并不能有效解决生态问题。生态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而这种公共物品的属性恰恰属于政治的治理范围,因为政治是对国家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因此生态是政治的应有之意,生态与政治的结合创新了生态危机的解决思路。生态学在向政治转向的过程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与环境主义、生态主义相比独具特色,展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视角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第二部分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批判的理论根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政治批判开始,然后从相关的角度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源于资本逻辑。对此,岩佐茂提出以“更好生存”的日常“生活逻辑”取代资本逻辑,但却因为其“生活逻辑”缺少对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要求,而无法解决生态的根本问题;第三部分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是绿色生态运动的两大理论思想,通过在“民主与国家”、“方案的选择”、“现代性”等问题的比较研究,构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方向。虽然生态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与执行可能性仍有待于考查,但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决定了其在社会主义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第四部分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价值意识的分化与融合。其价值对立体现在“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冲突,但是二者都蕴含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与自然异化关系的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本质在于,不是从抽象的价值观解释生态危机问题,而从社会制度维度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随着生态运动的发展,这两种对立的价值观趋向融合。在此基础上,岩佐茂提出解决“中心主义”的冲突问题,但由于岩佐茂过于强调自然的社会性价值,无视马克思对待“自然界具有优先地位”的主要观点,所以还是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第五部分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反思与超越。首先,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超越,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是完全彻底的否定。而实际上,通过发展新科技、环保立法、公众环保运动等环境治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污染的状况已明显改善。所以,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片面的批判,从思想维度上超越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其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实践为基础,坚持“以人为本”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将马克思自然学说与我国新时期实践有机结合。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可承受能力统一起来,努力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就当今的中国而言,有必要客观而又全面地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展开论述,从而对此深入的全面阐述和评价。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坚持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开创了“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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