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界出现了“文化转向”的口号，突破了传统翻译学中对语言文字层面的研究，而是从更为宏观的文化层面研究翻译问题。文学作品的译介过程是跨越疆界与文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艾凡赫》在中国的旅行也必然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沃尔特·司各特被誉为“历史小说之父”，他的历史小说气势磅礴，宏伟壮丽，其代表作《艾凡赫》在欧洲及其它地区广受好评。自1905年林纾将其译成中文并出版之后，司各特及《艾凡赫》便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与讨论。中国学者对《艾凡赫》的讨论集中在它的艺术魅力与主题分析上，翻译领域的研究也多是对单个译本的研究，大多是围绕林纾译本进行研究，因而缺乏整体的梳理与把握。本文以萨义德的“旅行理论”和钱钟书的“翻译距离”为框架，简要考察《艾凡赫》在中国的翻译历史及其发生的变形，并选取了三个不同时期的译本进行具体分析，研究了意识形态，诗学和读者期待三大因素对旅行的影响，揭示了三个译本呈现出来的特点，通过研究发现《艾凡赫》为了适应中国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符合中国读者的期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改写与变形。而且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不同，读者的期待也发生了变化，这都影响着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在三大因素的影响下，三个译本在语言和文化层面出现了变形，在分析不同层面的变形之后进一步揭示了文本旅行的特点与规律，即文学作品旅行的过程既是文本变形的过程，也是文本逐渐趋真的过程。本文不是简单地勾画文本旅行的线路，而是重在揭示文本的动态发展规律。通过分析得知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两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译者的任务也不只是简单的复制文本，而是让文本在新的接受语文化中得到共生与融合，从而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