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河之争”是康熙朝官员靳辅和（小）于成龙分别在权臣明珠与康熙帝的支持下,针对下河地区积水该采取“束水冲沙”还是“疏浚海口”方案进行排泄而产生的争执。本文以这一事件为切入点,以康熙帝、明珠、靳辅、于成龙、乔莱、徐乾学等人物的活动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学科交叉整合的研究方法,以正史典籍为主,地方志、文人笔记等材料为辅,对“治河之争”中存在的经济、政治问题进行深入的发掘,力求探索“治河之争”中的核心矛盾及这场争议带来的影响。“治河之争”表面上是靳辅与于成龙因不同治水方案而产生的争议,其背后却是康熙帝与权臣明珠之间的较量与博弈。康熙帝在“治河之争”的全过程中虽然极力支持于成龙,但他与靳辅并未有激烈的不可调节的矛盾,并且康熙帝对靳辅的信任也几乎贯穿始终。尽管保障河、漕是康熙帝的首要关注点,但两种方案都不能完美地处理下河地区积水问题,且这一问题的解决也不在一时一刻间,并不紧迫地危及全局,“治河之争”因而可以成为康熙帝打击明珠一党的借口,其内核是康熙朝不同政治路线斗争的局部爆发,是否放任土地兼并是两派争论的焦点,斗争的结果直接影响着之后中国的发展方向。大量满汉族官员被卷入这一事件中,左右着事件的走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新清史认为,清王朝能够取得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于能够保持“满洲特性”,这一观点有失偏颇。康熙帝的确多次表达了其对汉文化的警惕态度,极力维持满族的独特性,但如果“满族特性”需要最高统治者运用政治手段强制干预才可以勉强保持的话,不更说明了满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双向互动、吸收、融合势头之强吗?康熙帝为取得“治河之争”的胜利,不得不大量地笼络汉族官僚,增强自己的政治力量,在客观上提升了汉官的地位,增强了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是“治河之争”的副作用,也是满汉政治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中的一个“悖论”。历史工作者对于客观历史的研究类似于刑侦工作者的破案过程,需要对“史料残片”精心过滤,去伪存真,细密严格地进行论证。对“治河之争”这一包罗多象,五脏俱全的问题进行探究,是对“小切口,大视野”研究方法的一种尝试,加强了对康熙朝政治生态、经济问题的把握,和对康熙朝政治人物、民族关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