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析和抽象了张承志“受难”精神的成因和发展、变迁和最终的文化定位。笔者认为，张承志的苦难意识来源于两种感情：一是文革的浩劫和四年知青生活，二是母族长期被迫害被奴役的残酷现实。笔者从张承志作品中自我主体、母性、宗教、民间这四种关键因素的关系入手，详细地考察了张承志面对苦难，力图通过世俗权威、母性、父性的民间、宗教救赎者的追寻，完成了心灵苦难救赎的思想演变的过程。笔者认为，世俗人生的苦难和意义追寻是张承志受难精神的初步萌发和发动，当世俗权威的理想光环被剥落之后，女性，则成为张承志心中救赎苦难的“大母神”。但是，当朴素的母性理想遭遇了现代文明理性的质疑后，张承志又走向了对民间的“父”的寻找，希望自然和民间的博大伟力，成为自己灵魂的拯救者。最终，在寻找民间的过程中，最后的宗教成为最后的救赎，张承志实现了血缘和信仰的双重皈依。同时，本文还详细地循沿着张承志受难精神的思想轨迹，探索这种转变在当代文坛的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并研究了张承志苦难情结的精神症结之所在。笔者认为，张承志在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失落和混乱中，独擎信仰的大旗，并最终走向了宗教和血缘认同，这是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的。但是，由于张承志自己的精神局限，这种受难意识对现代理性启蒙又带来了的内在的破坏。张承志这种偏执的文化极端主义与鲁迅的文化悖论中的现代理性，有着貌似之下的根本区别。张承志用宗教对抗现代文明、讲究理想主义的悲剧和激进的民族主义，无疑具有反文明的内在的价值危机和伦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