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随(1897-1960),字羡季,别号苦水,晚号驼庵。近年来,顾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00年,《顾随全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刊行。由其弟子们据课堂笔记整理而成的《驼庵诗话》、《诗词散论》、《太白古体诗散论》、《论杜甫七绝》、《说长吉诗之怪》、《论小李杜》、《古代不受禅佛影响的六大诗人》、《禅与诗》等讲录,蕴含着丰富的文艺思想。但就目前研究看,对其文艺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学术成果还未见到。深入研究顾随文艺思想,对于丰富文艺理论学术史有着重要意义,对于当代文艺理论的综合创新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论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引言部分,对顾随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梳理。顾随研究,自上个世纪80年代肇起,目前方兴未艾。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四个方面:生平研究,人格研究,文风研究及作品评论。对其核心理念、文艺思想体系进行研究的成果还未见到。第一部分,“健全的诗”,对顾随的诗美观进行了阐释。顾随主张写诗,要写“健全的诗”。其一,好诗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世界,看出其中的灵魂,“用诗眼故写出一切的一切”。其二,文字上,应有弹性,能举重若轻,似散文而是诗才是真诗。文字要有雕琢,但不应看出雕琢的痕迹来。其三,要用热情熔铸思想。文学作品要有思想,才能耐读,但诗须经过感情的渗透,思想才能不干枯。顾随主张,好的文学作品要热情充沛。第二部分,“正常”的诗人,是对顾随的创作主体观所做的研究。顾随主张,“健全的诗”须由“正常”的诗人才能写得出。“正常”的诗人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要悲哀但不可伤感。他提出,中国诗史上,所有的人作品都是“无可奈何”之作,都源于“不得已”。“正常”的诗人有深沉的悲哀,但不要轻薄的伤感;前者出自爱憎,是大我,后者源于感觉,是小我。其二,要“跳入生活”、“叼住生活人生不放”。许多中国传统诗人写不出大作品,是因为他们害怕进入生活。陶渊明的田园诗让王维、孟浩然等人望尘莫及,正是因为他能“叼住人生不放”。跳入生活,作家才能感受生活的矛盾,才能认识到自己怕渺小,才能写有力的作品。其三,诗人应“神经如琴弦”、“身体如钢铁”,二者缺一不可。中国传统诗人的成功之处,多在于神经锐敏;而就身体健康而言,中国传统诗人多是病态的。生理上身体的不健康,会导致心理上的不健康,顾随认为这是中国诗人的最大毛病。他推崇陶渊明的乐天知命,只有身体与生理都健康的人,才能做到乐天知命,也才能写出健全的诗来。第三部分,“用兵无死法”,重点研究顾随文艺研究的方法论。顾随的文艺研究体现了辩证的精神。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顾随的作家评论贯穿着辩证精神。他评价诗人,不惟其名号,不惟其既有地位,而能进行辩证的评价。他推崇李白的奇妙想象,但批评他的纤笔写坏了;他赞扬杜甫敢深入生活,但批评他的粗砺;等等。顾随本身即是一位极富声名的诗人、词人,品评诗人作家,他能从自己的感受出发,从自己创作文学作品的经验出发,往往能想人所不能想、发人所不能发。其二,顾随的文艺研究中贯穿着辩证法。他主张,诗要能“出”能“入”;文章最忌重复,但《离骚》好在重复;纤细上要有伟大,宏大中要有纤细;等等。他的辩证都在一“活”字上,不执著,不挂碍。顾随文艺研究辩证方法的形成,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与他中西贯通的修养有关。他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后又在北京大学专修西洋文学。视野开阔,能跳出中国文学的传统来看中国文学,有世界性的视野。其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其有较深远的影响。他的世界观是儒家的,而其方法论却带有佛家尤其是禅宗的烙印。佛家的因缘观,佛家讲求的不执著,顾随把这一特点运用到文艺研究中,颇有心得。其三,立足于艺术的实践,以心体味,这是顾随艺术研究辩证法的重要支撑。其四,顾随积极乐观,追求“聊适我意”的人生态度,是其艺术研究辩证方法的根基。结语部分,主要论述了顾随文艺思想的启示性。其一,顾随文艺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具有借鉴意义。顾随文艺思想的核心,可概括为“正常”的诗人写“健全的诗”。正基于此,他批评中国的诗太优美、太软弱,没有“恨”。主张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其二,顾随文艺研究关注文艺背后的人的生命,注重心灵与智慧的升华,这对当代文艺研究有方法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