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我们在充分享受技术手段的发展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时常困惑和恐惧权力通过技术对个体的压制和规训。事实上,权力和技术从未分开过,权力总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来表达并发挥作用。如果把目光聚焦在社区场域,我们会发现社区内一直存在着两种权力形式: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总体性社会下,国家在治理基层社会时,对行政权力的过分追求,导致了诸多现代性的后果。居民的生活世界被侵蚀,居民的主体性被消解、社会的自主性下降、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成本越来越高,逐渐出现了政府在行动、社会无行动、居民不行动的自治空转局面。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逐渐进入分化性社会,社会力量在发育,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开始形成。党和国家开始引导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到社区治理,但由于在需求、利益和价值观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多元主体参与无法自然而然地导向多元主体共治,甚至还会引发多元的冲突。党的十八大之后,地方政府更加积极地寻求同专家学者合作,研发和推广社会工作实务技术,提高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专业化程度,破解了居民不参与的难题,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层可持续性地善治。学术研究是要把社会事实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权力和技术结合的逻辑是什么?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政治目的和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围绕着问题意识,本文共提出三条研究假设。第一条假设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政治目的不同,使用的技术手段不同,行使权力的理路也不同;第二条假设是:不同的技术手段下,国家赋权的对象不同,权力的性质也不同;第三条假设是:不同的技术手段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不同,治理的效果不同,权力的侧重点也不同。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借鉴孙立平等学者的观点,认为我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但是又进行了学术处理,将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历史时期都划归到总体性社会下,以更好地区分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所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文章以国家和社会的自主性高低作为标准,认为总体性社会下,国家治理基层社会主要使用的是权力技术,包括监控性技术、依附性技术和行政发包技术;分化性社会下,国家治理基层社会更多的采用治理技术,包括公益创投技术、外部引导技术和自我整合技术。权力技术以结果为导向,注重效率,其内核是权力和资源在行政体制内封闭循环,居民在社区治理中往往成为公共服务被动的享受者和公益行动的看客,不利于居民主体性的培养。权力技术的运用在短时间内效果明显,但长此以往,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监控性技术、依附性技术到行政发包性技术,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在逐渐减弱,社会的自主性在上升。分化性社会下,社会治理技术开始成为国家治理基层社会新的技术选择。治理技术不是对权力技术的简单否定和抛弃,而是基于对权力技术自我反思性的投射。社会治理技术由对结果的控制转变为对过程的引导,注重对社会力量的引导和赋权、注重居民在参与中发生的变化。从公益创投技术到外部引导技术,再到未来社区治理走向的自我整合技术,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自主性在一步步增强,居民的主体性逐渐萌发,但国家依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对社区治理施加更深层次地影响。文章在对不同时期,国家治理基层社会所使用的技术手段进行梳理后,深入探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变迁的内核是什么?在社区场域内,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是一直存在着的,总体性社会下社区充斥的更多的是行政权力,社会权力或者说同意的权力缺失。但国家一直在寻求改变,从社区建设的几大实验模式可以看出,行政权力在下沉、政府的职能在转变。社会治理技术的使用,一方面能催生更多的社会权力,同时社会治理技术所倡导的理念和程序,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软化行政权力的刚性,提高政府和社会良性互动的水平。治理技术之所以能成为催生社会性权力的关键介质,是因为技术的两大特性:软理念和硬程序。技术能够在社区治理中实现与权力（包括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各要素进行深度地结合,从而形成一种可持续性的基层善治能力,这也是社区治理中技术政治的内涵。文章共得到七个结论。结论一:社区内部并非不具有自治能力,其彰显与否受不同的治理技术选择所左右;结论二:治理技术并不是对权力技术的简单抛弃和否定,而是基于自我反思性的投射;结论三:社区治理要增加更多的社会性权力;结论四:社区治理治理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结论五:重塑政府学派认为政府的角色可以轻易地从“划桨”转向“掌舵”的乐观假定,即使是在治理技术的加持下,恐怕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轻易实现;结论六:任何技术都有其使用边界,我们不能陷入技术决定论或技术万能论;结论七:社区治理是多元主体由参与到共治的过程,也是多元主体责任意识生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