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是伴随着通信技术迅猛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是指员工在非工作时间里通过通信工具处理工作相关事宜。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广泛的影响。然而以往研究多关注于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对员工家庭生活和身心健康的潜在影响和作用机制,对于进行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管理之于员工工作角色和组织发展的意义探讨不足。近年来,随着雇员和雇主之间的联系愈发松散、工作幸福感已成为通信时代下组织激励和留住高素质员工的粘合剂,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然而,现有关于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与工作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并未形成一致结论。本研究结合工作-家庭边界理论和系统理论,提出“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与员工夫妻双方的工作-家庭边界管理特征越匹配,其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消极影响越小”;并结合以变量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从个体内、个体间和夫妻三个水平对这一假设进行了系统检验。1.个体内水平的研究（以变量为中心）旨在考察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对工作幸福感的日常影响,并探讨这种日常影响是否有可能累积。对75名职工进行连续5个工作日的日记调查发现:当天的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可通过损害当天的工作幸福感进一步损害第二天的工作幸福感。2.个体间水平的研究（以变量为中心）旨在考察一段时间内的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的整体情况对工作幸福感的累积影响,以及工作-家庭边界管理特征的三个维度的调节作用。（1）对447名高校辅导员进行调查发现: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与工作情绪衰竭显著正相关,并且工作-家庭整合偏好越强,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与工作情绪衰竭之间的正相关越弱。（2）对309名中小学教师进行调查发现: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与工作情绪衰竭显著正相关,并且工作-家庭中心性越强,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与工作情绪衰竭之间的正相关越弱。（3）对985名企业员工进行调查发现: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与工作情绪衰竭显著正相关,与工作满意感显著负相关,并且工作-家庭边界控制感越强,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与工作满意感之间的负相关越弱。3.个体间水平的研究（以人为中心）旨在从一个更加“整体”的视角,同时考察工作-家庭边界管理特征三个维度的组合模式潜类别对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与工作幸福感关系的潜在影响与作用机制。对985名企业员工进行调查发现:（1）我国员工的工作-家庭边界管理特征三个维度的组合模式存在三种潜在类别。根据各潜类别下各维度的得分含义将其分别命名为家庭守护者、融合者和协同发展者。其中家庭守护者的特点是很重视家庭角色,不希望将工作任务带入家庭生活中;融合者的特点是认为工作也比较重要,喜欢将工作带回家做;协同发展者的特点是认为工作和家庭同样重要,同时不太希望将工作任务带入家庭生活。（2）工作-家庭边界管理特征潜类别可以调节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和工作幸福感的关系,并且工作-家庭冲突可以中介这一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对家庭守护者的工作-家庭冲突的诱发作用及工作幸福感的损害作用最大,对协同发展者的工作-家庭冲突的诱发作用及工作幸福感的损害作用次之,对融合者的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3）不论工作-家庭中心性和工作-家庭边界控制感的程度,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对工作-家庭冲突的诱发作用、及其对工作幸福感的损害作用均随着工作-家庭整合偏好的增加而减小（即,工作-家庭边界管理偏好存在主导效应）。4.夫妻水平的研究（以人为中心）旨在考察配偶工作-家庭边界管理特征潜类别对员工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与工作幸福感关系的潜在影响及机制。对591名员工及其配偶进行调查发现:（1）配偶的工作-家庭边界管理特征存在三种潜在类别:家庭守护者,融合者和协同发展者。（2）员工的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可以通过降低配偶对员工工作时间的满意感进而损害员工的工作幸福感,并且这一中介作用将受到员工配偶的工作-家庭边界管理特征潜类别的调节作用。当配偶属于家庭守护者潜类别时,中介作用最强,当配偶属于协同发展者潜类别时次之,当配偶属于融合者潜类别时,中介作用不显著。（3）在预测配偶对员工工作时间的满意感的中介作用时,配偶的工作-家庭边界管理偏好也存在主导效应。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本研究发现夫妻双方的工作-家庭边界管理特征是影响员工的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与工作幸福感关系的重要调节因素,能为前期研究中不一致的发现提供可能的解释;其次,本研究将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引入到了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效应的研究中,能帮助我们从一个更加整体的“人”的视角了解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效应的个体差异。再者,本研究发现员工的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可以通过降低配偶对员工工作时间的满意感进而损害员工的工作幸福感,能为我们理解员工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对工作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提供新的视角。最后,本研究将系统理论的思想整合到了工作-家庭边界理论中,发现配偶的工作-家庭边界管理特征可以调节员工跨边界行为（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的效应,将以往有关工作-家庭边界理论的研究由个体层面拓展到了夫妻层面。同时,本研究的发现能为我国企事业单位和员工对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进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