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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强迫症是以反复出现的强迫观念、强迫冲动或强迫行为等为特征的一种病程迁延性精神疾病。患者明知这些观念或行为没有现实意义,是多余的,并且常常有强烈的摆脱欲望,但却无法控制,因而感到十分苦恼。世界范围内报告的强迫症终生患病率为0.8%～3.0%,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强迫症的终身患病率为2.4%。强迫症的病因至今仍不明确,多数研究认为它是和神经生化、遗传、人格缺陷、精神应激以及其他社会心理因素等多种因素相关的一种精神障碍。研究显示儿童期被忽视对于个体的心理影响较大,但其与应对方式和归因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三者之间交互作用在强迫症中起何种作用目前尚不明确。本研究推测儿童期被忽视可能导致个体形成不良的归因方式和应对方式,进而诱发或加重强迫症状。目的1.探索强迫症患者在儿童期被忽视、应对方式和归因方式上的特点,分析三者对强迫症患病的影响,为深入理解强迫症的社会心理因素提供依据。2.探究一般人口学资料、儿童期被忽视、应对方式、归因方式及强迫症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强迫症的心理治疗提供新的思路。3.分析应对方式在儿童期被忽视和强迫症严重程度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深入了解儿童期被忽视与强迫症的关系。方法采用方便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2019年7月至2020年10月在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门诊及住院治疗并符合DSM-5强迫症诊断标准的82例患者为OCD组。同期通过广告招募等方法,纳入101例健康对照设为HC组。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耶鲁-布朗强迫量表（Y-BOCS）、儿童被忽视量表（CNS）、应对方式问卷（CSQ）、归因方式问卷（ASQ）为研究工具进行测量与评估。采用SPSS 25.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根据变量数据类型,采用相应的统计方法,比较OCD组和HC组在儿童期被忽视、应对方式和归因方式上的差异,分析强迫症患病的影响因素,分析OCD组内一般人口学资料、强迫症严重程度、儿童期被忽视、应对方式、归因方式之间的关系。采用Amos 25.0软件建立模型,分析应对方式在儿童期被忽视和强迫症严重程度间的中介效应。本研究检验水准α=0.05。结果1.OCD组安全忽视（t=3.211,P=0.002）、交流忽视（t=3.438,P=0.001）、躯体忽视（t=3.478,P=0.001）、情感忽视（t=2.716,P=0.007）分值以及忽视总分（t=3.762,P<0.001）均显著高于HC组。2.OCD组解决问题（t=-6.729,P<0.001）和求助（t=-7.680,P<0.001）2个成熟型应对方式因子分值及成熟型应对方式总分（t=-8.972,P<0.001）均显著低于HC组。OCD组自责（t=5.925,P<0.001）、幻想（t=4.672,P<0.001）、退避（t=2.256,P=0.025）3个不成熟型应对方式因子分值及不成熟型应对方式总分（t=5.554,P<0.001）均显著高于HC组。在合理化分值即混合应对方式分值上,OCD组显著高于HC组（t=2.101,P=0.037）。3.OCD组正性事件归因稳定性分值（t=8.598,P<0.001）和负性事件归因稳定性分值（t=10.821,P<0.001）均显著高于HC组。OCD组正性事件归因整体性分值显著低于HC组（t=-3.464,P=0.001）。正性事件归因内在性、负性事件归因内在性和负性事件归因整体性3个因子分值两组无显著差异（P>0.05）。4.将是否患强迫症作为因变量,CNS、CSQ、ASQ共13个因子作为自变量,采用Forward:LR法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Logit P=-6.786+0.158X交流忽视+0.270 X自责-0.652 X求助+0.988 X正性稳定+1.079X负性稳定。Model卡方值137.131,P<0.001,预测正确率为86.9%。5.OCD严重程度方面,女性组Y-BOCS总分显著高于男性组（t=-4.092,P<0.001）,已婚组Y-BOCS总分显著高于未婚组和离异组（P=0.004,P=0.015）。6.OCD组儿童期被忽视方面,独生子女组情感忽视分值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组（t=3.191,P=0.004）;城市组交流忽视分值显著高于城镇组和农村组（P=0.010,P=0.004）,城市组情感忽视分值显著高于城镇组和农村组（P=0.002,P=0.003）;有精神疾病家族史组交流忽视分值显著高于无家族史组（t=-2.127,P=0.037）,躯体忽视分值显著低于无家族史组（t=3.210,P=0.004）。7.OCD组应对方式方面,男性组解决问题分值显著高于女性组（t=2.700,P=0.008）,女性组退避分值显著高于男性组（t=-2.497,P=0.015）,已婚组自责分值显著高于未婚组和离异组（P=0.013,P=0.036）;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组合理化分值显著高于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组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组（P=0.045,P=0.001）;工人组求助分值显著低于公务员及职工组、学生组和个体商人组（P=0.012,P=0.001,P=0.008）,农民组求助分值显著低于公务员及职工组、学生组和个体商人组（P=0.018,P=0.001,P=0.012）。8.OCD组归因方式方面,男性组正性事件归因内在性分值显著高于女性组（t=2.109,P=0.038）,女性组负性事件归因外在性分值显著高于男性组（t=-1.311,P=0.011）。离异组负性事件归因稳定性分值显著高于未婚组和已婚组（P=0.012,P<0.001）。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组正性事件归因整体性分值（P=0.002,P=0.005）和负性事件归因整体性分值（P=0.004,P=0.002）均显著高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组和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组。公务员及职工组正性事件归因稳定性分值显著高于学生组和个体商人组（P=0.018,P=0.002）;工人组正性事件归因整体性分值显著高于公务员及职工组和个体商人组（P=0.010,P=0.029）,学生组正性事件归因整体性分值显著高于公务员及职工组和个体商人组（P=0.005,P=0.007）;工人组负性事件归因稳定性分值显著高于学生组和个体商人组（P=0.036,P<0.001）,职工及公务员组负性事件归因稳定性分值显著高于个体商人组（P=0.001）;工人组负性事件归因整体性分值显著高于农民组、职工及公务员组和个体商人组（P=0.007,P=0.001,P=0.002）,学生组负性事件归因整体性分值显著高于职工及公务员组和个体商人组（P=0.003,P=0.007）。有精神疾病家族史组正性事件归因整体性分值（t=-2.836,P=0.006）和负性事件归因整体性分值（t=-2.604,P=0.011）均显著高于无家族史组。9.OCD严重程度与安全忽视（r=0.538,P<0.001）、交流忽视（r=0.400,P<0.001）、躯体忽视（r=0.418,P<0.001）、情感忽视（r=0.301,P=0.006）分值均呈正相关,与应对方式中成熟型应对方式解决问题（r=-0.735,P<0.001）、求助（r=-0.324,P=0.003）分值呈负相关,与应对方式中不成熟型应对方式自责（r=0.666,P<0.001）、幻想（r=0.520,P<0.001）、逃避（r=0.492,P<0.001）分值呈正相关,与归因方式的各因子分值相关性均不显著（P>0.05）。10.不成熟型应对方式在儿童期被忽视和OCD严重程度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384,95%置信区间[0.202,0.876];成熟型应对方式在儿童期被忽视和OCD严重程度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318,95%置信区间[0.137,0.646]。结论1.强迫症患者在儿童期被忽视、应对方式和归因方式上存在以下特点:儿童期在安全、交流、躯体和情感上遭受更多的忽视;应对方式上更倾向于采用自责、幻想和退避等不成熟型应对方式,较少采用解决问题、求助等成熟型应对方式;正性事件归因方式更倾向于稳定的、局部的,负性事件归因方式更倾向于稳定的。2.儿童期交流忽视、自责的应对方式、稳定的归因方式是强迫症患病的危险因素,求助的应对方式是强迫症患病的保护因素。3.强迫症患者强迫严重程度与儿童期被忽视、应对方式相关,并且应对方式在儿童期被忽视和强迫严重程度间起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