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身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内反思着身体的存在与价值。身体问题的出现无疑与政治斗争紧密相关,身体形象在文本中的逐渐显现并不只是身体形象自身的改变,必须被置于权力话语下进行讨论。唯有权力的实践才是最为真实的存在,学校、医院、工厂、城市,所有这些地方都被权力进行着严密的控制。权力的监控甚至不再需要借用实在的暴力,而是借助于一种更具有弹性的力量。 福柯以“观看机器”——“全景敞视”来讲述权力与观看之间的关系。在福柯看来,权力的实施与观看的暴力是密切相关的,观看其实就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观看的掌控之下,权力被不断地渗透入不同的身体之中。它所体现的形态,概念、感知、评价和判断,所有这些根本性的过程,都以可看的方式呈现出来。所有的囚犯都在权力的控制之下。身体形象作为表层的形式,在视觉力量的监视之下,展示着身体受规训的不同程度。在现代社会中,对身体的规训与惩罚作为一种“公共景观”而存在。对身体形象的观看,既是视觉性的欲望,同时也是权力监视。“身体”是每个人最容易控制的,健身、减肥、肌肉塑造,都是达到欲望实现的最捷径路线。身体不是单靠着生物性的存在获得其地位的,更是依靠着其周围一系列的符号,而这些符号意味着一种塑造身体形象的新力量,并且要把对身体的规训以实际的、可见的效果展现出来。这种日常叙述涵盖了几乎一切的日常生活。经历了一场“革命”后,身体以其最基本的形态抗拒着外在的压力,视觉打开了通向欲望的通道。人通过压抑自己,与权力机制之间达成妥协,试图寻找一种不同的世界,实现个人的最大化。但最终还是殊途同归进行“群体性”的抗争。 在拉康看来,镜像实现了身体形象的客观化,这也就构成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极端形式,由“镜像”看到自己在“世界”中,在自我之外有着非自我的无数重要的“他者”,而且是无数由镜子生成的他者,观看的身体的行动。在这个临界环境中,镜子在不同层面中都扮演了角色,它既是导致主体困境的现实因素,又是戏剧化表现的象征道具或影像载体。个体应是追求独特理解的个体,凸现个人在群体中的独立位置和意义,个体化的身体究竟如何出现,又如何在文本中表现出来?这是当下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