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中期儒家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后，中国实际上进入了儒家化的皇权社会。在官方引经决狱断事的传统中，中国没有形成独立的行政管理，更没有独立的法学教育能够产生。中国古代的法学教育变成依附于儒学和科举的律学教育。 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迫使保守的清朝政府实施某种程度上的改良，同时，民间有识之士也开始呼吁和行动，要求向外国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和制度。在日本和美国模式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以及法学教育在一种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中形成，到1930年代形成比较正规的制度和规模。 建国后，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法学教育都采用苏联模式。从1957年的“反右”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的法治建设遭受重创，法学教育呈停滞和倒退状态。改革开放后，公检法机关迅速重建，法学教育也重新恢复生机。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法学教育可能具备了世界上最大的规模，但是法学教育的理念并没有澄清，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可能阻碍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法学教育的目的应当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法律人才。在全球化的环境中，高素质复合型的法律人才显得稀缺，我们应当提高法学教育的起点层次以及教育质量。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建设法治国家的统一性要求我们形成一致的法学教育理念，在大学教育和继续教育中培养具有趋同的法律思维和理论素养的法律职业人员，从而促进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