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国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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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葬是以国家的名义为那些有特殊贡献或功勋的人举行的最高规格葬礼,代表了国家对逝者的高度崇敬与表彰。中国自古就有重视丧葬、为丧葬赋予特殊意义的传统。在古代,只有统治阶级才能举行最高等级的丧礼,他们的丧礼被称为“大丧”或“国丧”。此外,一些立下大功、对统治者极尽忠诚的臣民也会被统治者赐予极高待遇的丧礼。这些丧礼与近代国葬有着相似的地位或作用,但与其内容及精神有所出入。无论统治阶级的“大丧”还是统治者赐予臣民的哀荣,都以统治者为核心,宣扬特权及迷信思想。国葬则突破了特权、等级的思维,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任何一名为国家立下殊勋的国民,逝世后均有机会举行国葬典礼。民国时期的国葬,属于西方舶来品。自晚清以来,西方国家的国葬伴随着相关新闻、思想、礼仪等传入中国,其中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国葬对国人的认知影响较深。袁世凯掌控北洋政府期间,国葬礼作为官方礼节第一次出现在礼制馆拟定的新五礼草案中。1916年袁氏复辟帝制失败,被迫下台,受此影响,国葬礼没有正式颁行,但为用功于国家者举行国葬,逐渐成为时人观念。随后,黄兴、蔡锷相继病逝。二人为民国立下极大功勋,社会各界达成了为他们举行国葬的共识。为使国葬依法进行,北洋政府制定、颁行了民国首部《国葬法》,并为二人量身制定了专墓制度、致祭礼节等,是为民国国葬制度肇始。相关法律条例出台后,北洋政府先后依法为蔡锷、黄兴举行了国葬典礼。在此之后,北洋政府内部发生张勋复辟事件,国会被解散,《临时约法》被破坏。段祺瑞驱逐张勋后,拒绝恢复国会与《临时约法》,孙中山遂南下广州组建军政府,兴起护法运动,中国陷入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洋政府与广州政府均强调自己为民国合法中央政府,双方都颁行过国葬令,尤以广州政府居多。广州政府早期颁布的国葬令以北洋政府《国葬法》为法律依据。至国民党重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人不再依据《国葬法》颁布国葬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人实现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代理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谭延闿于1930年病逝,中央党部决议为其举行国葬。为使今后之国葬能依法进行,国民党中央特意派员起草国葬条例,重颁《国葬法》以强调新法统。随后又制定了《国葬仪式》,为谭延闿国葬及以后的国葬仪式举行提供法规依据。受内部权力机制变革的影响,国民政府的《国葬法》历经数次修订,文本内容也有所补充。除《国葬法》与《国葬仪式》外,国民政府后续还颁布了《国葬墓园条例》《国葬先哲逝世日纪念典礼条例》《国葬灵榇移运办法》等条例,使国葬制度日趋完善。由于民国是一个刚推翻帝制、正处革故鼎新之际的国家,国葬制度为民众突破特权思想、社会改革传统习俗礼节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国葬的举行,也能宣传政府主旨,凝聚人心。国葬能够塑造受葬者个人的形象,政府可以借助受葬者的形象,进而塑造政府自身形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葬的具体仪式通过相关条例的颁布而固化。政府在国葬仪式中构建出一种仪式秩序,起到巩固政府权威的效果,由此形成一种仪式政治。然而,国葬有时未必起到积极影响。民国时期政局混乱,国葬作为中央政府才能举办的葬礼,不仅在北洋政府与国民党政权对峙时期成为双方争夺法统的手段,北洋政府内部的派系之争,也让国葬成为某些人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另外,国葬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缺陷。北洋政府时期,《国葬法》没有明确解释受葬者“殊勋”的具体标准,仅规定由国会议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一党训政的体系之下,标准模糊、资格评定不明的缺陷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甚至有所放大,导致国葬存在滥行的隐患。而民国时期天灾人祸频仍,国家财政困难,民众生活困苦,国葬的滥行可能违背法规与制度的初衷,起到与执政当局期望相反的结果,这也成为民国国葬制度的时代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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