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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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类专业考生是普通高中里的一个特殊群体。尽管艺考生背负着“学习不好”“不务正业”等污名,但近年在一些地方,艺考热度不减反增。本研究聚焦于普通高中学生为何选择艺考以及成为艺考生之后的日常文化实践,以期探究微观层面的个体选择与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访谈了H省L市18位艺考生,以及家长、教师等其他群体,并在Y高和D校进行了多次共3个月的田野观察,试图在这些资料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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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类专业考生是普通高中里的一个特殊群体。尽管艺考生背负着“学习不好”“不务正业”等污名,但近年在一些地方,艺考热度不减反增。本研究聚焦于普通高中学生为何选择艺考以及成为艺考生之后的日常文化实践,以期探究微观层面的个体选择与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访谈了H省L市18位艺考生,以及家长、教师等其他群体,并在Y高和D校进行了多次共3个月的田野观察,试图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勾勒出普通高中艺考生的非典型青春图景。本研究主要借鉴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并辅以理性选择理论、身体文化理论、过渡仪式理论、全控机构理论等,以期将艺考生的教育选择和文化实践置于教育人类学相关理论脉络中进行考察。主要研究发现有四点:第一,普通高中的学生选择参加艺考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是个体与社会互动、情感与理性交织的行动。艺考选择会受到社会文化背景、考试招生制度、家庭资本、性别期待、教育期望、艺术热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选择”本身就是福柯意义上的“自我技术”的习得和展现,通过做出选择,学生们也经历了自我探求、自我追寻和自我确认。第二,艺考塑造了制度化的身体。在身体技术、身体意识和与身体相关的性别气质方面,艺考生们分别呈现出了“灵巧”的身体、“缺席”的身体和“被‘凝视’”的身体。艺考训练致力于打造制度化的身体,这使艺考生的身体需要承受教育评价制度和社会文化建构的性别期待的双重考验,在这一过程中,物质身体和意识共同参与,实现了艺考生的自我重构。第三,艺考生在备考过程中实现了心灵整饰,促使主体性自我的生成。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模式让艺考生们体会到精细的被控制感,这与戈夫曼意义上的全控机构类似,但校外培训机构也帮助实现学生的自我完善,学生能够在规则中自我调适。集训是艺考生人生中一段重要的过渡仪式,艺考生们在此仪式中实现青春过渡。艺考场域的“幻象”借助排斥机制得以生成,艺考生们沉浸“幻象”并积极游戏,同时伴随着挣扎和反抗。在这一过程中,艺考生的主体性自我逐渐生成。第四,影响艺考成功的主要因素包括天赋、后天努力和个人运气等。学生们对艺考成功的不同归因反映了不同的文化逻辑。艺考相比普通高考更强调个人天赋,这里的天赋不仅是指学生的先天身体条件和艺术感受力、鉴赏力,也包括能够享受艺术训练的艰苦过程。对天赋的强调具有命定论色彩。艺考过程中对勤奋的强调反映了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交织。然而在一些语境下,“勤奋”话语会被理解为对一个人天赋和能力的贬低。将艺考成功归因于运气,是因为艺考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为了获得对不确定性的掌握感,缓解对未知的焦虑,很多学生会以低成本的方式参与网络迷信活动。在分析了微观个体行动之后,本研究回归到对艺考招生政策自身价值性的反思。当前的艺考招生政策引发两点思考:一是对教育公平问题的思考;二是对艺考审美性与工具性矛盾的思考。本研究为进一步推进我国艺考改革提出以下对策建议:首先,国家、地方和各院校应以公平和效率为价值取向,完善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制度;其次,政府应加大对艺考培训市场的监管,使其为艺考生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最后,家长和学生应理性看待艺术类专业考试,积极应对艺术教育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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