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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李朝前期是指从1392年李氏朝鲜王朝建立至仁祖朝(1623-1649),大致与我国明朝同时。此时是古代朝鲜汉文赋创作的繁盛阶段,现留存202人862篇赋作,不仅数量蔚为大观,而且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朝鲜汉文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时期朝鲜王朝的内外政治形势都颇为动荡,内部长期处于党祸纷纭激烈的境况,外部自16世纪以后又面临着兴起于我国东北的女真族以及邻国日本的侵袭;思想文化上,中华理学逐渐上升为朝鲜官学,并达到鼎盛时期;外交上,随着与我国明朝友好密切的宗藩关系的确立,两国交流空前频繁,在外交活动中,产生了大量的唱酬诗赋。这些都对此期汉文赋的兴盛产生了重要影响。朝鲜朝科举制度的赋科考试,延续高丽末(1344)“罢律用古”的做法,定为古赋体。虽然到明宗朝(1545-1567)实行兼考古、律二体,但现存科试赋还是以古赋为主体。士子课业、课试作赋一般也为古赋。朝鲜朝前期汉文赋走的是贬斥律赋、崇古尚古的路子,这其实受到我国元朝“祖骚宗汉”赋学观的深刻影响,后来又接受了明人“唐无赋”的观念,在“祖骚宗汉”之外,不废六朝骈赋;又由于历来崇尚中华文化的心态,其辞赋创作还延续了高丽后期以来承袭宋赋、推崇宋赋体的风气。也就是说,举凡“别乎律”的所有赋体(骚赋、汉赋、骈赋、宋赋),都被纳入宗尚的范围。相比同时期我国明朝的辞赋复古,复古范围更加广泛,体现了朝鲜赋家对中华赋体文学的整体性关注和全面学习之意。
汉文赋题材内容分布广泛,无所不包。抒情言志赋或反映时事、讽世伤时,或咏怀人生、抒泄失志隐逸情怀,或感时序迁逝、内寓不遇悲愁,也有的抒发离情别绪;咏物感物赋包括植物赋、动物赋、器物赋等,这些赋作或借物以抒情,或托物以寓理,较少单纯摹物之作;咏史怀古赋分为吟咏历史人物和咏怀古迹、史事两类,大多数赋作均取材于中华历史,大彰论说之风,寄寓借古鉴今之意;山水赋分为朝鲜山水赋和异国(中华、日本)山水赋,注重借描写山水以抒情达念;室宇楼台赋也重在借室宇楼台来抒发感情或阐述理念,一些赋作有览古的意味;此外,还有不少文化治道、祥瑞、理学等类赋,黼黻国家太平、弘宣理学思想,这些都显示了朝鲜赋家“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家之心。
此期汉文赋创作以古赋为主体,众体兼备,显示了以骚汉为宗,效法骈赋、承袭宋赋的多元化赋学宗尚。汉文赋在承袭中华赋体艺术特征的同时,随着时、地等文化氛围的改变,也出现众多新变。骚体赋不仅沿袭了楚骚经典意象、手法,更深入探讨骚体赋的句法结构,出现了大量杂言式骚体赋;在题材内容上从抒情扩大到文化、祥瑞、理学等类,从而使骚怨大大淡化。汉赋体包括散体大赋和咏物抒情的小赋两类,大赋普遍采用了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空间方位的叙述模式和平面化铺写手段,而在科举程式赋中,形成了篇幅简短、铺叙简洁的新特点;采用汉大赋以颂扬为宗的书写思路,因时局之衰变,创作主旨又有了讽喻、劝勉和鼓励期许之意。四言诗体赋继承了《诗经》的四言句式和比兴象征的艺术手法,但议论说理性很强,具有专尚理趣、以议论取胜的独特风貌。骈体赋承袭我国六朝赋艺,偶对精工,使典敷采,但赋风并不绮靡繁缛,而是或平和中正,或清雅秀美,与所写内容若合符契。重理好论的宋赋体作品数量很多,既有模拟欧阳修、苏轼经典宋体赋如《秋声赋》《赤壁赋》的赋作,又有阐述理学概念、进行理学说教的理学赋,还有大量以议论说理为显著特色的宋体赋。此外,在兼考律赋的明宗朝,留存三篇科考律赋。
朝鲜、明朝使臣间的辞赋唱和,集中体现了两国辞赋的当代交流。两国各以文才显著之士任使,明使首唱,朝鲜馆伴次韵应答;历次酬唱的主题有汉城的登楼饮宴、朝鲜境内的纪行游览和平壤祭悼箕子三类。这些域外交往赋继承发扬了中华历史上行人用赋的传统,彰显了采风观风与述宣上德、成命修好的外交文化意涵,而各有侧重。明使臣之赋借藩国之美好,鸣本国之隆盛,以此彰显国威、流布王化;朝鲜文臣之赋扬己以荣耀他人,竭诚地歌颂宗主国明王朝的恩威德化,表白事大之诚和价值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彰显本国治教。这些唱和赋还具有一些独特的文学价值,如接受并延续了“祖骚宗汉”的中华赋学观,发扬了中华辞赋次韵唱酬的形式,提高了朝鲜汉文赋的艺术价值,也增进了明朝域外赋的现实意义。
朝鲜汉文赋虽然接受了中华辞赋传统,但传入之后,又有了适应本土的文化发展脉络和自身鲜明的民族特性。此期大致以15世纪末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者体现为雄博清雅的开国盛世气象,后者呈现出郁愤、慷慨、平实的时局衰变之风,审美风格迥异。赋家们进行本土化抒写,建构“朝鲜风”,主要表现在描绘朝鲜本土的风物人情、反映朝鲜李朝的社会时事、展露朝鲜民族情感的独特指向。此期汉文赋的书写特色,首先是呈现出对中华辞赋的模拟性,其次是馆阁文学性,再次是主题意蕴上的道学化和鉴戒主义倾向。
这一时期朝鲜王朝的内外政治形势都颇为动荡,内部长期处于党祸纷纭激烈的境况,外部自16世纪以后又面临着兴起于我国东北的女真族以及邻国日本的侵袭;思想文化上,中华理学逐渐上升为朝鲜官学,并达到鼎盛时期;外交上,随着与我国明朝友好密切的宗藩关系的确立,两国交流空前频繁,在外交活动中,产生了大量的唱酬诗赋。这些都对此期汉文赋的兴盛产生了重要影响。朝鲜朝科举制度的赋科考试,延续高丽末(1344)“罢律用古”的做法,定为古赋体。虽然到明宗朝(1545-1567)实行兼考古、律二体,但现存科试赋还是以古赋为主体。士子课业、课试作赋一般也为古赋。朝鲜朝前期汉文赋走的是贬斥律赋、崇古尚古的路子,这其实受到我国元朝“祖骚宗汉”赋学观的深刻影响,后来又接受了明人“唐无赋”的观念,在“祖骚宗汉”之外,不废六朝骈赋;又由于历来崇尚中华文化的心态,其辞赋创作还延续了高丽后期以来承袭宋赋、推崇宋赋体的风气。也就是说,举凡“别乎律”的所有赋体(骚赋、汉赋、骈赋、宋赋),都被纳入宗尚的范围。相比同时期我国明朝的辞赋复古,复古范围更加广泛,体现了朝鲜赋家对中华赋体文学的整体性关注和全面学习之意。
汉文赋题材内容分布广泛,无所不包。抒情言志赋或反映时事、讽世伤时,或咏怀人生、抒泄失志隐逸情怀,或感时序迁逝、内寓不遇悲愁,也有的抒发离情别绪;咏物感物赋包括植物赋、动物赋、器物赋等,这些赋作或借物以抒情,或托物以寓理,较少单纯摹物之作;咏史怀古赋分为吟咏历史人物和咏怀古迹、史事两类,大多数赋作均取材于中华历史,大彰论说之风,寄寓借古鉴今之意;山水赋分为朝鲜山水赋和异国(中华、日本)山水赋,注重借描写山水以抒情达念;室宇楼台赋也重在借室宇楼台来抒发感情或阐述理念,一些赋作有览古的意味;此外,还有不少文化治道、祥瑞、理学等类赋,黼黻国家太平、弘宣理学思想,这些都显示了朝鲜赋家“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家之心。
此期汉文赋创作以古赋为主体,众体兼备,显示了以骚汉为宗,效法骈赋、承袭宋赋的多元化赋学宗尚。汉文赋在承袭中华赋体艺术特征的同时,随着时、地等文化氛围的改变,也出现众多新变。骚体赋不仅沿袭了楚骚经典意象、手法,更深入探讨骚体赋的句法结构,出现了大量杂言式骚体赋;在题材内容上从抒情扩大到文化、祥瑞、理学等类,从而使骚怨大大淡化。汉赋体包括散体大赋和咏物抒情的小赋两类,大赋普遍采用了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空间方位的叙述模式和平面化铺写手段,而在科举程式赋中,形成了篇幅简短、铺叙简洁的新特点;采用汉大赋以颂扬为宗的书写思路,因时局之衰变,创作主旨又有了讽喻、劝勉和鼓励期许之意。四言诗体赋继承了《诗经》的四言句式和比兴象征的艺术手法,但议论说理性很强,具有专尚理趣、以议论取胜的独特风貌。骈体赋承袭我国六朝赋艺,偶对精工,使典敷采,但赋风并不绮靡繁缛,而是或平和中正,或清雅秀美,与所写内容若合符契。重理好论的宋赋体作品数量很多,既有模拟欧阳修、苏轼经典宋体赋如《秋声赋》《赤壁赋》的赋作,又有阐述理学概念、进行理学说教的理学赋,还有大量以议论说理为显著特色的宋体赋。此外,在兼考律赋的明宗朝,留存三篇科考律赋。
朝鲜、明朝使臣间的辞赋唱和,集中体现了两国辞赋的当代交流。两国各以文才显著之士任使,明使首唱,朝鲜馆伴次韵应答;历次酬唱的主题有汉城的登楼饮宴、朝鲜境内的纪行游览和平壤祭悼箕子三类。这些域外交往赋继承发扬了中华历史上行人用赋的传统,彰显了采风观风与述宣上德、成命修好的外交文化意涵,而各有侧重。明使臣之赋借藩国之美好,鸣本国之隆盛,以此彰显国威、流布王化;朝鲜文臣之赋扬己以荣耀他人,竭诚地歌颂宗主国明王朝的恩威德化,表白事大之诚和价值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彰显本国治教。这些唱和赋还具有一些独特的文学价值,如接受并延续了“祖骚宗汉”的中华赋学观,发扬了中华辞赋次韵唱酬的形式,提高了朝鲜汉文赋的艺术价值,也增进了明朝域外赋的现实意义。
朝鲜汉文赋虽然接受了中华辞赋传统,但传入之后,又有了适应本土的文化发展脉络和自身鲜明的民族特性。此期大致以15世纪末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者体现为雄博清雅的开国盛世气象,后者呈现出郁愤、慷慨、平实的时局衰变之风,审美风格迥异。赋家们进行本土化抒写,建构“朝鲜风”,主要表现在描绘朝鲜本土的风物人情、反映朝鲜李朝的社会时事、展露朝鲜民族情感的独特指向。此期汉文赋的书写特色,首先是呈现出对中华辞赋的模拟性,其次是馆阁文学性,再次是主题意蕴上的道学化和鉴戒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