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意义研究中医文化在马来西亚的本土化过程意义重大,除了填补中医在马来西亚的物质、制度与精神文化层面上基本讯息与资料的空白外,也能通过探明中医本土化过程的规律,助推中医文化走出中国的国门并扎根马来西亚。更重要的一点是本文强调以换位思考的方式,角色定位对换的视角来研究马来西亚中医文化,以马来西亚的国情为出发点,探讨中医文化如何“走进来”。本文聚焦于中医文化如何跨入马来西亚国门,扎根成长,并进一步融合成为马来西亚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先探明中医文化在马来西亚本土化过程及其规律,再进一步分析和比较“走出去”与“走进来”的战略异同,明确中国与所在国的国情差异,避免因国情和出发点不同而产生隔阂,进而确定双嬴互利的结合点,促使中医文化“走出去”时能够高效地与所在国无缝接轨,实现健康共享。方法本文基于现有的公开文献资料,对中医文化在马来西亚本土化的过程进行探源,并梳理出中医在马来西亚早期的迁入方法,途径,和影响其后续发展过程的各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因素与重大国际事件。针对所搜集的资料加以整合、归类,并对中医在马来西亚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深入分析,探索中医文化在马来西亚本土化过程的深层规律。本文的研究资料丰富,包括马来西亚官方、民间机构、个人、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开文献,同时也包括实地走访所得的一手资料。资料采集方法以案头搜索公开文件为主,通过互联网搜索相关资料。一手资料则通过专访利益相关方,以个人或小组讨论与对话来完成。笔者有幸参与了《传统与辅助医学发展大蓝图》的制定并亲自主持各个专访,个人或小组讨论与对话,累积了大量一手资料。这些资料经整理,归纳与升华后,运用到中医现状的分析和发展策略的制定,反映在该蓝图中。结果本文研究的结果包括提出本土化理论框架,梳理中医在马来西亚本土化过程的演变脉络,以及探明中医本土化的深层规律。中医在马来西亚本土化过程的理论框架通过观察确实的历史发展过程,再借鉴马伯英引用美国拉里.A.萨姆瓦的“跨文化传通模式”的研究成果,笔者发现中医在马来西亚的本土化过程涉及三个主要的过程,那就是先迁入、后接受、再成长。为此笔者提出了中医本土化过程的理论框架,其中引用了“跨文化传通模式”,成功地阐述和解释迁入和接纳过程。跨文化传通的基本结构包含文化出输者,受输者,联系两者传通管道以及所传通信息的量与质。文化输出者和受输者具体所处的环境与时代对于传通的过程与结果有重大的影响。该理论框架也提出以象数模型填补跨文化传通模型的缺失。现今理论当中,以传通理论为主的模式只涉及了本土化过程中的迁入和接受两项。然而,笔者并未检索出有关中医成长的理论模型。这俨然已成为研究中医在马来西亚本土化过程的一个理论缺口。为此,笔者提出运用象数模型来模拟中医在马来西亚的成长过程。中医本土化定义笔者综合各项的考究,认为在空间上“本土”含有“原来生长的地方”的意思或是泛指“特定的地点或空间”。在中华文化系统内“本土”还包含了扎根成长的时间概念。笔者认为这里指的特定空间既是指成立于1963年的马来西亚联邦的领土范围。“本土化”即是指中医文化经历迁入,接纳和成长三部曲最终成为马来西亚医疗文化的一环并逐渐成长为其一支主要的生力军。中医文化在马来西亚的被接纳的过程也涉及与当地多元文化多层次且不间断的冲突,变异和最终的融合。梳理中医在马来西亚本土化过程的演变脉络:中医迁入马来西亚笔者认为中医迁入马来西亚始于汉朝,成于明朝,盛于清朝-民国时期。在15世纪之前主要表现在贸易交流,中医信息开始进入马来西亚的国门。中医在15世纪之后,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已有较完整的承传而且又有史料可查。到了 18-20世纪的西方殖民时代,中医的迁入达到顶峰。中医在马来西亚的融合与成长中医在马来西亚的融合与成长主要体现在19-20世纪时期的中医中药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建立的中医医疗机构、中医专业组织、中药店、中药制药产业和中医教育五大方面的建设与发展。中医在马来西亚的变异1950年以后的自力更生时期,马中的联系因冷战而中断,中医失去了母文化的滋养。中医在马来西亚为迎合时代的变迁,谋求出路,变异开始启动,到了 21世纪头十年的法令监管时期,其变异情况达到有史以来的高峰。中医的变异主要表现在中医教育和中医临床这两端。中医在马来西亚的冲突中医在马来西亚与其它各个民族医学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冲突,其实融合才是个民间医学之间关系的主轴。中医迁入马来西亚后,冲突主要是发生在中西医之间。其主要表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在执行对中药的监管和实践中西医结合时所引发的冲突。探明本土化的深层规律:中医迁入马来西亚的两个特点中医迁入马来西亚有以移民为主轴和以华人民俗为保护伞两个特点。从讯息传通模型的角度,通过移民来进行的中医文化传通涉及实体文化的移植,也就是说输出者本身通过移民的方式,把自己跟受输者融为一体,通过移民出输者摇身一变成为受输者的一员,连同文化本身一起带入受输国,成为该国文化组成的其中一部分。中医迁入马来西亚的过程涉及从原乡以近乎完整的形态“移植”到本地华社,同时有明显的自力更生,自供自足和对外隔绝的特点。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的中医文化是通过民俗的形式承传和保留下来的。民俗是影响华人文化最为深刻的因素。中医各个机构从成立至今,主要依赖华社的捐款和人员资助,中医各个机构以非营利的形式存在并延续不断至今,执政者虽然不承认中医的地位,但是碍于民俗的缘故,也没有禁止中医在民间的使用。中西医结合引发冲突的深层原因回顾马来西亚中西医结合实行至今,引发冲突的深层原因主要源于各医疗从业人员对中西医的知识结构不对称和科学实证的运用误区这两端。在知识结构不对称,西医都把科学实证作为中西医结合的唯一的准绳这种情况下,中西医从业人员,无法有效沟通,互信无法建立。这对中西医结合的推广是严重的挑战。笔者提出解决上述挑战的三个步骤:其一是回归到文化源头,厘清中西医的关系,明确彼此的定位。其二是提出建立马来西亚中西医结合宏观理论,理论包含中西医结合的阶段观;中西医结合的层次观;中西医结合的概念观和中西医结合的路径观四大基础理念。笔者再结合马来西亚的特殊国情,推出马来西亚中西医结合模式,该模式提出以中西医医疗实践共存,中西医分别治理,中西医共享后勤资源三大理念,配合马来西亚中西医结合宏观理论的指导,合理解决中西医因结合引起的冲突。中西医之间引发学术论争的根源:哲学方法论之差异马来西亚西医界对中医的论争主要源于误解,笔者认为误解的根源主要有两个:其一源于涉及冲突的人士对中医学的认知欠缺完整性与系统性,其二马来西亚以英语为文化主体的西医团体面临难以克服的跨文化与跨行业障碍。综合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情况来看,中西医之间的学术冲突的原因还是离不了知识结构不对称。笔者进一步提出引发冲突的原因,还有更深层次文化认同,价值观取向,甚至哲学层面的方法论之差异。笔者认同中国著名哲学家刘长林先生的观点:“中华文化以时间为主的角度看世界,西方文化以空间为主的角度来看世界,彼此的观察角度差异,实质上是时间和空间的差异”。笔者认为中西医的论争其最重要的分歧就是西医以空间为主的认知方法去解读中医,再用之以比较西医本身,其中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是不言自喻的。笔者觉察到中西医论争除了引发冲突,为促进双方的了解做铺垫外,它还进一步激发中医界认真检讨中医的本质问题。笔者认为易经的基础思维,尤其是象数思维,可以为中西医在时空观上的的差异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深入中医的源头,探讨易经的象数思维,是当今中医发展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