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台湾从四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的四十年间，一方面经济飞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均超过了8％;另一方面则是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基尼系数和按五等分组之倍数在全球中都是属于比较低的，与同一时期拉美国家的发展形成强烈反差。台湾地区创造的增长与均富共进的经验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它是对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阿瑟·奥肯“平等和效率不可兼得”理论的修正，同时对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解决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难题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土地改革、中小企业的发展、政府的积极作为等方面，探讨台湾形成增长与均富共进的发展模式之原因，并概括总结其中的经验及提供的启示。　　1950年代初台湾的土地改革既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过程，也是一次财富再分配过程，一方面拥有私有土地的自耕农的比重迅速上升，从而初步达成了初始分配上的平等;另一方面促使以消费为主的农村地主精英转向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城市商业精英。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既活跃了市场，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增长，同时又以其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优势普遍地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有效避免了贫富悬殊的两级分化局面，从而得以在分散社会总资本、降低资本集中程度的基础上实现“藏富于民”的目标。台湾当局始终坚持在增长中求均富，在追求经济成长的同时，通过采取低通胀高增长的经济政策，完善教育、社会福利等政策措施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全民共享。　　台湾增长与均富共进的经验给人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首先，台湾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市场体制基础之上的，虽然政府也参与了经济发展的过程，但它始终是以“自由”和“市场”为取向的，并致力于达成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完全市场机能的实现。其次，台湾社会存在着公平、开放、流动的社会机会，这对人们社会地位的提升起着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人步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由此构成了台湾社会均富的前提条件。最后，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均富”的民生主义理念，走出了一条经济成长和改善民生有机结合的包容式发展道路，最终实现了增长和均富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