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城市群雾霾污染问题日趋严峻,具有出现频率高、污染程度重、分布范围广、治理难度大的特点,给人民健康、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另一方面,作为我国经济活力最强的地区,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区域一体化加速了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通,促进了资源空间配置逐步优化。在晋升激励强度下,地方官员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从强调经济发展到环境治理导致注意力分配转移,那么能否产生抑制雾霾污染的效应,以及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展能否同时实现地区经济发展与治污减霾双重政策红利,目前还未被有效检验。本文以我国2000-2020年11个国家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测算区域一体化指标,并手动整理164个地级市市长、市委书记的个人信息指标,首先采用GS2SLS模型回归方法研究官员晋升激励强度下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次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对雾霾污染影响的主要途径;再次通过进一步分析与讨论官员晋升激励下处于不同区域一体化发展阶段的城市对雾霾污染的作用差异,研究结果发现如下。（1）城市群雾霾污染存在溢出效应,积极推进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展对雾霾污染具有抑制作用。官员晋升激励强度下通过区域一体化来抑制雾霾污染的效应存在“U”型关系,当官员年龄较年轻时会受到强烈的晋升激励的作用,将推动区域一体化从经济发展的同时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环境治理上从而实现显著的抑制雾霾污染效应。当官员年龄跨过拐点时,则更倾向于保持政绩以求平稳过渡,受到的晋升激励不断减弱致使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变弱。（2）相对于中部、西部城市群而言,东部城市群中区域一体化的治污减霾作用更显著且力度更强,而且东部城市群中官员受到晋升激励强度的影响积极推进区域一体化降低雾霾污染的作用更明显。随着不同时期五年规划中对环境治理的要求不断提高,官员受到晋升激励强度的影响下会努力通过推动区域一体化降低雾霾污染,而这在“十三五”规划中表现更为明显。同时中介效应结果发现城市群区域一体化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来抑制雾霾污染的。（3）越年轻、受教育程度越高、具有本省非本市籍贯且其任期时长超过平均任期的官员会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进而降低雾霾污染。（4）随着官员晋升激励强度增加,在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群,雾霾污染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能够更早地跨越拐点。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完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体系以及健全联防联控机制,以及推动官员晋升激励下的城市群一体化促进雾霾污染治理对策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