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曾经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又支配和制约着特定时代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诸如文学、史学及哲学等。而文学作品一经产生,也对其时的儒学等产生积极的反作用。儒学与文学互为影响。儒学发展至中唐时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并与其时文学之新气象相呼应。中唐儒学的新变导致了文学之革新,而中唐文学的革新又进一步促成了儒学的新变。本文即以此为题,试图在中唐文化的广阔背景下,通过厘清中唐儒学与文学的内在联系与演化过程,阐释中唐文学在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论证中唐学术是中国古代学术的重要转折点。本论文共分七个部分。章目分别是:绪论;首重“救乱”的中唐前期儒学;中唐后期儒学明道正心的旨趣;中唐文学革新与儒学;中唐文学流派和儒学;中唐代表文人儒学及文学思想和结语等。绪论概述初、盛唐时期儒学与文学的关连及中唐时期儒学与文学的相关情况。本文研究的中唐起点是大历五年,讫点为元和十四年,其中又以贞元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认为忽视内圣之学,是初唐儒学的历史局限,也是官方文化政策的局限。忽视发挥儒学“治心”理论的效能,是唐王朝政治上日趋腐败、国势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之一。追求用世,渴望建功立业,是盛唐文人精神的主流。在此支配下的盛唐文学,具有乐观开朗、昂扬进取的基调和雄宏壮大的气魄。盛唐时期士大夫所具有的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与其崇尚儒家的“外王”之学紧密关联。盛唐文士重功利、重积极用世,与六朝文士之“罕关庶务”、自命清高迥然不同。但是,其时儒学精蕴的另一方面——内圣之学没有受到充分关注和重视。士大夫普遍看重个性的张扬,不能恪守儒家的伦理纲常。然后具体阐明中唐儒学与文学的现状及在精神上的连结。第一章对中唐前期的儒学与文学之关系展开讨论。大历时期,国势持续转衰的现实,引发思想文化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在文学领域引人注目地反映出来,昂扬奋发的治世之音转变为感伤愤激的衰世歌吟。此时文学的积极意义之一,在于揭示社会与政治的创痍,推动志士仁人寻求振衰起敝的道术。其时的进步文士已经意识到要以儒学来正教化、系人心,进而引导社会走向稳定与繁盛。“以权辅用、从宜救乱”和“以道领文、以文辅道”的主张,是此时思想界富有积极意义的展示。就儒家经典言,《春秋》学派的治经方法,在具体环节上于前人有所继承。如对历史事实的确认,要求有坚实的根据,这比较接近古文学派的学风;对义理的阐释,注重别出心裁,与今文学派亦有相似。但是,其在总体上还是自成一家,与传统的今、古文经学都有很大的不同。该学派之实录、致用思想和创新精神,对其时及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第二章论述中唐后期儒学明道正心的旨趣。元和年间相对宽松、清明的政治环境,使士林风气为之大变。广大文士普遍抱有参与政治的热情与自信,形成了中唐后期关注现实人生、积极进取的群体风尚,具体表现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深沉的现实关切、“九死未悔”的参政实践等。中唐后期的儒学发展,与此时及以往的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其时儒学新变具体表现为汲取先秦儒学精蕴,排摈释、道,以尊儒学,融汇佛、道精华以丰富儒学理论,儒家心性论与道论的发展等。中唐后期儒学新变的特质是注重内圣,崇尚义理。第三章阐述中唐文学革新与儒学的关系。中唐后期文人为了重振国威、恢复繁荣安定的盛唐景象,在思想文化领域锐意改革,富有开拓进取精神,迎来了儒学的新变。而儒学作为中唐后期的主流统治思想,其新变又带来了文学创作上的趋奇尚异,力求新巧。白居易、元稹等在诗坛倡导的具有讽谕性质的新乐府诗歌和韩愈、柳宗元等在文坛掀起的以古文为范式的文学运动,除在内容上有深刻创新外,文学样式上亦呈现出变化。儒学是中唐文学革新之思想基础。中唐文学作品中也具有明显的儒学品格,是济世理念和伦理情怀的统一体。第四章探究中唐文学流派与儒学之互动关系。本章认为古文运动打通了儒学与文学间的联系,并促进了中唐后期儒学之新变,两者互进共生。以韩愈、柳宗元等为杰出代表的古文作品所形成的“道统”和“文统”特质是此后散文创作的基本规范。讽谕诗派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讽谕诗派作品的理论指向主要表现为维护大一统政权、民本思想、深沉的忧患意识及贯彻儒家之“诗教”,阐释了讽谕诗派在文学史中的贡献。第五章为典型个案之研究,详细讨论中唐代表性文人的儒学及文学思想。本章从具体文人接受儒学之过程、对儒学思想所做出的主要贡献及在此观照下的文学思想等层面分别列专节探析了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及元稹在此方面的表现。认为这些文人之所以在文学上取得了杰出成就是与他们有着深刻的儒学思想密不可分,抹去他们在儒学与文学思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整个中唐学术文化将大为逊色。结语阐述以韩愈为主要代表的中唐学者群体认识到唐开国以来运用儒学理论的重大缺陷,即忽略利用儒家的心性理论为巩固政权服务。他们上承孔、孟,大力研究性道之学,提倡正心诚意,对后世所谓“内圣”之学较为重视。后世政治思想家把儒家学说析为“内圣”与“外王”,主张两者并重,实导源于中唐。至于力主以“内圣”之学统摄“外王”之学,实亦发端于韩愈等中唐后期学者。就中唐文学言,中唐讽谕诗歌在关注、悲悯民生疾苦,揭露、批判政治弊端方面,无疑胜过前人。尽管从《诗经》时代开始,这样的作品并不罕见,但是,象这一时期有如此众多的作家致力于此,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如此深广,并形成壮大的声势与广泛的影响,则是前所未有。以民本论为首要重点的政治思想有学术向文学的迁移,在深度和广度上几乎达到极致,这种情形在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就散文言,此前文学家的思想多不能进入思想史家重点关注的范围,唯独中唐文学家如韩愈、柳宗元等人,比较普遍地得到思想史家的青睐,此在学术史上亦有突出意义。中唐散文家在创作过程中所达到的艺术性、思想性、学术原创性相统一的完美程度,在文学史上极为突出。全文认为中唐文学与儒学的关系密不可分。中唐儒学是其时文学的主要载体,并通过文学不断加以发展深化。中唐文学也因积极地反映现实,表现作为其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思想,而获得生机和兴盛。系统研究中唐儒学与文学之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发掘和丰富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