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王陵区中属于殷墟文化一期的墓葬有78M1、M1129;属于殷墟文化二期的墓葬有武官大墓、M1001、M1550以及M1443;属于殷墟文化三期的墓葬有M1400、M1004、M1002、M1003;属于殷墟文化四期的墓葬有M1500、M1217、M1567。东、西区大墓的先后年代序列与墓主的对应关系应当为:1.78AHBM1（小辛）2.M1129（小乙）3.武官大墓（祖己）4.M1001（武丁）5.M1550（祖庚）6.M1443（祖甲）7.M1400（廪辛）8.M1004（康丁）9.M1002（武乙）10.M1003（文丁）11.M1500（帝乙）12.M1217（帝辛）13.M1567（武庚）。西区皆为四条墓道大墓,其性质属王陵区无疑。而东区,通过比较王陵区与宫殿宗庙区两处祭祀坑的出土遗物与排列方式,两者极为相似,说明祭祀坑对二者的意义应同等重要,祭祀坑作为商王室祭祀祖先的产物,与历代商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商王陵与宗庙的附属品,结合墓主身份分析,王陵东、西区性质、等级应相同。两区既有区别也存在着联系。其区别在于晚商的直系商王除武丁之前的小乙以及有争议的祖甲之外皆葬于西区,而有争议或为旁系商王以及“准商王（太子祖己）”连同大批祭祀坑葬于东区,东、西区墓葬墓向之所以存在区别应是商人在尊东北位的同时,刻意对西区直系商王和东区旁系商王加以区别。即王陵东、西区所葬商王,存在明显的（大致归纳为直、旁系）性质差异;其联系在于年代序列相衔接的分葬于东西区的两墓遵循了一种规律,即先后连续的两位商王为兄弟则两人死后分区而葬,两人的墓葬在东西方向上大致处于一条直线,且大墓在东西区的交错分布与董作宾新旧派礼制的反复更迭基本相一致。总的来看,两区墓葬串联起来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晚商商王世系（除盘庚外）,在年代序列以及对应的商王世系上是紧密相连的。规格极高的亚字形墓葬,大量的殉人、人牲有层次的埋葬,数量丰富并摆放有序且带有鲜明等级色彩的随葬品等等,所有这些无不突显出作为商朝最高统治者的商王“余一人”的特殊地位,也反映了晚商王室已形成一套完善有序的丧葬制度,同时也表明至迟在晚商时已有“事死如事生”之思想观念。王陵区大墓的规划布局表明自武丁以来以突出王权为内核的殷墟王陵丧葬制度在晚商后期得到进一步加强。经历代商王基于传承制度和新旧派礼制的变化影响下,逐渐调整形成的西区葬直系商王东区葬旁系商王即准商王的王陵布局,与武丁以后晚商嫡庶观念逐渐加深、王权进一步加强的进程相符合。晚商献俘礼主要有告俘、献俘、赏赐三个仪式,其中告俘仪式分为入庙次序、饰牲、告俘三个仪节;献俘仪式分讯俘、折酋、杀俘、葬俘四个仪节;赏赐仪式主要是赏赐物品同时也包括人。王陵区部分埋葬人头骨的祭祀坑应属于献俘礼仪的产物,其与小屯宗庙宫殿区乙组基址的部分馘墓可能同属于献俘礼仪之遗存。晚商王陵区祭祀礼仪以祼礼、朝践、馈食仪式为核心。表明至迟在晚商已有关于祭祖的成熟礼仪。王陵区部分埋葬散碎人骨的祭祀坑应是祭祀礼仪中朝践仪式的产物。周代的祭祀礼仪多源于商代,相较于周而言,商代祭祀只是在仪式称谓和某些程序上有所不同而已。殷墟王陵区大墓与周公庙陵坡墓地及晋侯墓地在丧葬制度的主要方面相同之处甚多,在局部方面如墓葬形制及墓位排列上存在些许差别。可以说殷墟王陵区大墓对以周公庙陵坡墓地及晋侯墓地为代表的西周贵族墓葬产生了显著影响,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以周公庙陵坡墓地及晋侯墓地为代表的西周贵族墓葬对殷墟王陵区大墓则是在吸收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发展。由于时代发展以及王室地位日益衰落等原因使东周王陵丧葬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自殷墟王陵区大墓至周公庙陵坡墓地以来一脉相承的丧葬制度大相径庭。而以秦国为代表的东周列国因国力日盛,礼乐崩坏等原因,不再遵循旧制,产生僭越现象,以凤翔秦公陵园墓葬为例,其在丧葬制度上越过了东周王室墓葬,而在墓葬形制,布局以及人殉、人牲方面,与殷墟王陵区大墓有明显的承袭关系。总而言之殷墟王陵区大墓丧葬制度对两周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