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是一种缓解委托代理问题的激励方式。股权激励能够对高管产生激励作用,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2005年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股权激励的管理办法,2016年证监会宣布正式实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0年证监会再次加大了对于股权激励的关注力度,下发了关于股权激励的关注函。这些年证监会一直在发布文件完善我国的股权激励制度。股权激励通常会设置业绩考核,高管为了获得激励,可能会对公司进行盈余管理。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使公司的业绩在股权激励期间短暂上升,但之后便会下降。高管利用会计手段使得公司业绩上升但公司的价值并没有增加。这不仅会让投资者与中小股东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误判,做出错误决策,而且会使公司达不到股权激励的效果。本文对R公司的公司概况以及两次股权激励情况进行介绍。用比较分析法对比了 R公司2013—2020年两次股权激励期间的财务数据,并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R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识别。本文对R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手段进行研究,并通过分析R公司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对R公司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影响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公司高管的盈余管理动机是因实施股权激励而产生的业绩考核动机以及股权激励期间进行再融资动机。（2）高管在股权激励期间通过在建工程、政府补助、计提坏账准备和资产减值损失等方式实施盈余管理行为。（3）公司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会使得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降低。通过对比R公司两次股权激励期间的盈余管理行为发现,在第二次股权激励期间R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更高。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设置完善的高管激励制度,优化高管评价体系,加大对上市公司过度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处罚力度等建议。本文的创新点是:（1）本文以具体公司为例从微观层面研究了股权激励期间盈余管理的动机,并对盈余管理的手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拓宽了研究视角。通过对盈余管理手段进行分析,发现公司存在利用在建工程、政府补助、资产减值损失等非经常性损益来进行盈余管理。（2）本文横向对比了两次股权激励期间的盈余管理行为,发现第二次股权激励时的盈余管理程度大于第一次的盈余管理程度。本文丰富了关于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