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日本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邻邦,中日关系作为极为重要的一对中外双边关系,对中国良好周边安全环境的营造至关重要。然而,回顾历史便不难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中日关系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这一不正常的双边关系,与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环境,尤其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日本外交政策取向密不可分。战后,美国为实现其全球特别是东亚争霸战略,通过与日本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建立了“美主日从”的同盟关系,自此日本对华外交政策深受日美同盟关系的制约,从而迟滞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然而,随着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尤其在两次“尼克松冲击”以及美国的默认下,日本加快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即时至此时日美同盟又推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本文由绪论、正文六章和结束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就选题缘起、价值与意义、思路与方法、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做了铺垫性交代。第一章,主要介绍和阐述了日美同盟建立的背景及其实质。文章从日美同盟的建立入手,就日美同盟建立的三大背景、标志及实质展开论述。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日美同盟的建立和日本战后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基轴的外交路线的确立,使得日本失去了对华外交的自主性,这也是导致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主要原因。第二章,主要论述了1951年至1970年间日美同盟如何阻碍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文章从冷战时期日本历届内阁奉行的“亲美反华”政策视角出发,着重分析了这一时期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无论是奉行对美“追随”路线的吉田内阁、主张对美“协调”的岸信介内阁、追求日美“平等伙伴关系”的池田内阁、强化日美同盟的佐藤内阁,还是倡导对美“自主外交”的鸠山内阁和石桥内阁,在处理中日关系方面都无法跳出日美同盟框架的束缚,其所奉行的对华政策都是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前提的。这是导致中日关系几起几落,未能发生质的飞跃即未能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根本原因。第三章,主要阐述了1971年至1978年间日美同盟如何促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文章从这一时期日美同盟出现危机的标志性事件“绳线交易”与两次“尼克松冲击”入手,就日本政府是如何带着被盟友“背叛”的惊愕与被盟友“理解”和支持的兴奋着手中日复交和缔约谈判而展开分析。笔者认为,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缓和尤其是美国的“理解”和支持,成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最终实现的关键因素。第四章,主要评估和剖析了日美同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原因。文章不仅就日美同盟在中日复交进程中前期所起的阻碍与后期所起的促进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评估,而且就其成因进行了剖析。笔者认为,同盟困境中对“被抛弃”和“被卷入”的恐惧与不同时期国际形势的变化影响了其前后作用的发挥乃至逆转,即客观因素推动了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从消极转为积极。第五章,主要展望了日美同盟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文章从冷战结束后日益强化的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出发,尝试性地对日美同盟的演变趋势及其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展望。笔者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日美同盟不但不会走向解体,反而会进一步强化;而它对中日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将仍然大于积极影响。结束语部分,主要就今后如何弱化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提出了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