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从传播学角度出发,利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皖东乡村为研究对象,探讨基督教组织为何在乡村拥有如此广泛的分布,及其发展又契合了乡村社会的哪些需求。后功能主义组织传播观认为,组织结构既是对成员的制约,又是资源,而传播既受到了组织结构的制约,又建构了组织本身,即“传播构造组织”。这一观念主要是重塑“传播”在组织中的地位,即传播不再是“组织内的流通”,而是参与了组织共同体的构建、组织规则的渗透、组织的发展等各个方面。麦克菲和庄试图通过区分出“成员身份协商”、“组织的自我建构”、“行动协调”和“制度性定位”这四种基础性组织传播流,来具体阐释传播是如何构成组织的。本文从这一观点出发,着力从四个方面研究乡村基督教的组织传播：首先,基于对宗教生活的基本方面,即仪式交往的考察,本文研究了基督教组织通过何种传播方式维系信徒之间的情感交流,形成集体意识和身份认同。本文认为,乡村基督教通过基本仪式和团契活动,从情感的交流、个人身份的确定、信徒之间的分享、关照等各个方面,激发信徒有关共同信仰的宗教“集体记忆”,这些仪式经过反复的实践,不断反映在信徒的观念上,成为一种“行动的记存”,不断改变信徒原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判断,使其重塑自我认知,形成宗教的认识框架,从而构建组织共同体。其次,教义是组织得以凝聚和维系的重要因素,基督教组织的教义传受存在着权力的对抗,信徒的诉求和对于基督教的想象是其信教的直接动因,而对于这一想象的把握是传道员必须参考的重要因素,二者的关系并非单向性的灌输或一味迎合,而是存在着满足或纠偏的动态发展,从而不断构造着组织的运行和发展方式。同时,其他形式的教义传输体系如识字班、小册子等,以宗教化的释义体系和讲故事的劝导方式,形成了一种“拼贴式”的文本,共同影响了信徒价值观的建立以及组织话语的形成。其三,乡村信徒在加入基督教后,无论是在日常交流、生活处事还是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与以前产生很大的不同,导致了其与所属社会网络关系的变化以及矛盾的发生。本文研究了信徒在信教后与其所属的社会关系的互动过程,认为在这一过程中,矛盾的处理并非一方坚持己见绝不妥协,而是不断互动,相互影响的过程。作用到教会组织上,便显现出了“本土化”的传播实践特征。其四,在乡村社会的语境下,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塑造正面形象是教会维系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又一重要途径。乡村社会迷信思想较为浓厚,中国乡村遍布大大小小的非法教会,而政府的承认是小镇教会为自身的“正名”,也是获得信徒及其社会关系信任的重要途径。同时,教会通过民间慈善募捐、乡村矛盾的仲裁调解、开放教会公共活动等一系列行为,不断扩大自身在乡村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力。中国政府对于基督教并无激励政策,同时也不允许教会接受国外基督教会的资助或管理,基督教的发展只能靠不断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来实现。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本文认为基督教在乡村的发展是一种对乡村社会全面“嵌入式”的策略,这种“嵌入”并非一方的曲意逢迎,而是与乡村社会不断的互动,相互影响,其中也伴随着乡村文化这一“行动者”对其不断的“转义”的过程。同时,本文的研究对象曾首建“中国农村文化中心”,受到过文化部的表彰,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文化开始受到冲击,加上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乡村公共生活不断凋零。基督教的发展正是顺应了这一局面,其集体的礼拜仪式和组织交往开始弥补村民日渐衰落的集体活动和公共生活,从而获得了迅速的扩张,已然成为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然而,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乡村文化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权力又重回乡村文化建设领地。那么,基督教在乡村的发展前景又将产生怎样的变化?是为本文提出的重要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