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朱熹“四书学”进行研究，其意义在于吸收现有“四书学”理论成果，全面把握朱熹以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王道之治为核心价值的儒家修养工夫，并通过对朱熹“四书学”发展史的描述进而把握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朱熹“四书学”是以儒家典籍为文本对人的一种解读，目的在于探究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必然之故以及人之所当然之则。可以说，朱熹“四书学”实际就是一个人学（就人自身而言）、政治学（就人与社会而言）、伦理学（就人与人而言）的结合体。朱熹对哲学的涉足源于幼年时期潜移默化地理学熏陶，对哲学的探究则是源于对儒学精神血脉之所在的“为己之学”的探求。而“为己之学”显透着的道德动机又关系着天下之安危，于是，在宋代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逐渐形成了一种以道德动机和道德理性作为治国安邦、家国长治久安的救世之道。所以，在家学和时代思潮的影响下，朱熹致力于对多元儒学思想的汲取，始终以求内圣开外王为思想目标。那么，如何找出通往“圣”学之径？如何获得儒家修养工夫的恰当进路？又如何通过内圣开出治世功业？就成了其思想的理论根本。这也是朱熹“四书学”的核心内容和价值所在。朱熹“四书学”涵盖了哲学、经学、文学、社会学等多方面领域，是一门涉及领域极广、涵盖范围极全、社会影响极大的学问。由于时间所限，难以对朱熹“四书学”展开全面地深入地研究，故本文主要就朱熹“四书学”的思想方面，从儒家修养工夫论的角度，本着探寻朱熹求内圣开外王的理论目标，对朱熹“四书学”进行了笼统解读。文章大体上从朱熹“四书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朱熹由“为己之学”向“四书学”的探索发轫与经学文本的建立、朱熹“四书学”“内圣外王”理学工夫体系的构建以及朱熹“四书学”的传承和价值所在四个部分来把握朱熹的“四书学”思想。第一部分简要对朱熹“四书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做了历史性梳理，并概括论述了内忧外患的南宋时期“明道”、“求理”思潮的兴起以及由尊“五经”到重“四书”的转变。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朱熹“四书学”的发轫与经学文本的建立。首先，论述了朱熹在三先生理学指引下，求“为己之学”的展开进路以及如何在求“为己之学”的追求下开启对“成圣”之旅的探索。其次，朱熹对“四书”及其单经的注解经历了勘定再修改，修改再勘定的反复过程，《论语要义》、《孟子集解》、《论孟集注》、《中庸集说》、《大学或问》、《中庸或问》、《中庸辑略》等“四书”著述不断问世。这是朱熹“四书学”成长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历程。其中朱熹对《大学》所作补传及其《大学章句》修养工夫的经学厘定尤为重要，在文中亦作了较为详细论述。第三部分朱熹“四书学”内圣外王的理学工夫体系的构建是本文核心部分，主要分为四章论述，在文中占第四、五、六、七章。其中第四、五、六章分别以重“格物致知”的工夫次第、《中庸》“中和”工夫的本体之说、《论》《孟》下学上达的“成圣”工夫来论述朱熹“内圣”追求下的修养工夫，第七章则重点阐述朱熹“外王”格局下的王道之治—内圣追求下“絜矩”之道的政治哲学。最后一部分针对朱熹“四书学”的学术传承和历史价值做了一个简要评述。朱熹“四书学”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了“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与超越性“天”或“天道”的内在关系，以及何以能和如何能通过道德修养和内心体认通达终极之境。在天理不明、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下，朱熹自认承续先贤所述，认为《大学》启示了下学去蔽、渐次上达的儒学真精神，并由此开启了“成仁”的塑造之学，再由个体的道德完善推出修、齐、治、平的“天下”理想。朱熹“四书学”的意义在于它以更为彻底的理性主义精神，建立了一个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基础的具有普遍哲学意义的独特信仰形态，完成了宋代儒家人文信仰的重建。但是不得不说，朱熹内圣外王的政治观具有一定的历史负面效果，而且在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桎梏的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