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融资与投资一样重要，关乎企业未来的发展。融资约束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与企业成长，是国内外公司在经营和发展中普遍会遇到的难题（Fazzari等，1988）。融资约束形成的根源在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很可能源于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从而使得融资渠道外生于市场。因此，要解决融资约束问题不仅仅要关注市场本身存在的摩擦，更重要的是打破企业融资渠道的壁垒（邓可斌和曾海舰，2014）。中国在早期阶段实行利率管制，为了优先发展特定行业，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人为压低利率水平，引导资金流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部分企业的外部融资难度。1996年央行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开始推进。2015年放开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标志着利率市场化取得阶段性成果。利率市场化意味着放开政府对于资金价格的管控，让市场决定利率水平与资金流向。本文试图研究，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否降低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并且进一步研究信息披露对于利率市场化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正向调节作用。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展开研究。在理论方面，本文首先回顾了金融深化、信息不对称等经典理论，阐述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与融资约束形成的根本原因。其次，基于利率市场化加剧银行竞争的角度，解释利率市场化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理论机制，并且进一步阐述信息披露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调节效应。在实证方面，本文采用2008-2017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公司，通过构建SA指数作为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衡量，研究利率市场化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同时，以深交所披露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等级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研究信息披露对于利率市场化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
　　通过实证和理论的两方面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利率市场化可以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第二，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对于利率市场化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第三，信息披露对利率市场化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正向调节效应在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本文的创新之处：首先，本文采用了王舒军和彭建刚(2014)构建的利率市场化指数而不是二值变量来衡量利率市场化程度。这一方法可以克服二值变量作为衡量方法的不足：第一，二值变量并没有很好的体现利率市场化动态推进的改革过程；第二，这一设置方法很难将利率市场化与其他政策改革的影响区分开来。而本文采用的利率市场化指数则是通过4项一级指标与12项二级指标构建的利率市场化测度指标体系计算得到。不仅是一个连续变化的指数，而且也反映了利率市场化动态的进程。
　　其次，本文从利率市场化加剧银行间竞争的角度解释利率市场化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理论机制，并研究信息披露对此的调节效应。本文将银行竞争分为存款竞争和贷款竞争，在这个过程中银行信贷规模扩大、企业贷款的可得性增加，融资约束程度将会缓解。而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企业向外传达公司治理良好、经营状况稳定这一积极信号，更容易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并且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企业降低了银行搜集企业信息的成本，在贷款审批的过程中会更加的通畅。目前尚未有学者关注到信息披露在利率市场化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这是本文的边际贡献也是本文的核心创新点。
　　最后，本文研究发现信息披露对利率市场化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会受到企业异质性的影响。信息披露对于利率市场化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正向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一结论的得到使得本文可以对于不同的企业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性建议，进一步提高了研究结果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