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生不曾间断报刊活动,身处大变革的时代,拥有多重身份的梁启超一直以报人自居,并通过创办报刊向国人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思想理念以及为国家培育新民。并且,梁启超通过自己多年来的办报实践活动不停地累积并调整修改着自己的办报经验和办报方式,为后人的办报活动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他不仅是改良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开拓者。因此,研究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必要且有意义的。近年来对梁启超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关注日本学术传统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曾流亡日本14年,这14年间他在日本饱览群书,企图借道日本以西学,然而,他在日本所读的西学之书都是经过日本学者选择、翻译并融入自身思想特点之后形成的带有东学印记的西学,同时,梁启超对许多日本大家的思想著作也进行了学习,由此,东学会对梁启超产生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日期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两份报刊。这两份报刊无论从销量上还是影响力上在中国报刊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此时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也日趋成熟,与他在国内创办《时务报》时期相比,其新闻思想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无论是办报的原则,还是对报刊功能的认识,梁启超都提出了新的见解,从中,可以窥见到东学对其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本文正是在梁启超研究新动向的启发之下,通过对其在日期间生活及办报活动的梳理,总结梁启超来日之后的新闻思想,并通过与其在国内时期新闻思想的对比,分析其新闻思想发生变化的原因,并找出在这些变化当中,东学因素所起到的影响和发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