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PCAOB关于“Rule 3211”的出台,“审计合伙人强制签署审计报告要求”成为国际热议话题,一般认为这可通过增强问责制和透明度来提高审计质量。目前,关于CPA识别方式,国际上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是不公开CPA的任何信息,仍然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签署审计报告,即CPA不可识别;第二种是要求CPA直接在审计报告上签名;第三种是以单独的报告形式披露CPA的名字和信息,而不是在审计报告上直接签署（特指美国）。中国一直采用第二种方案,但观察2002-2019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审计报告,发现有的并未披露CPA名字,且逐年减少至消失,占比2.16%;有的披露的是仅附CPA打印版名字版本,占比70.48%;有的披露了 CPA签名并盖章版本,且逐年上升至超过仅附CPA打印版名字版本,占比27.36%,可见,这三种CPA识别类型存在透明度的差异。因此,本文以此为出发点,从市场感知的角度,研究了 CPA识别类型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了制度环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本文以盈余反应系数（ERC）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研究发现,盈余反应系数显著为正,即从市场感知的角度来看,CPA不可识别、仅附CPA打印版名字、具有CPA签名并盖章的审计报告所代表的审计质量依次提高,这可能是因为投资者关注CPA在审计工作中发挥的作用,或者说,市场本身对边缘线索（CPA识别类型）存在依赖,而CPA识别内容与形式上的差异会影响信息源可信度。此外,当考虑制度环境因素,将样本期间缩短后,发现盈余反应系数显著为负,即制度环境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制度环境的改善会带来信息披露环境的改善,使人们接触到更多与审计质量判断相关的内容信息,从而减少了其对边缘线索的依赖。进一步地,对样本按是否为“四大”进行分组检验,发现四大组的盈余反应系数不再显著,而非四大组仍然显著为正,说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良好的声誉可能缓解了 CPA识别类型差异所带来的信息可信度不足问题。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关于公开披露的审计报告中CPA识别三种情况的差异性影响还并未得到关注;第二,本文运用心理学理论——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来解释CPA识别类型对审计质量造成的影响和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而这一模型在审计研究中运用不多;第三,学界关于审计质量的研究往往都是从真实的角度出发,关于感知到的审计质量的研究并不多,本文丰富了这一方面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