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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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通信技术(ICT)和平台科技的迅猛发展,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已经渗透到了国家经济的各个领域,并迅速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跨境交易模式发生本质上的变化,数字经济的虚拟性、无形性和流动性导致课税连接点认定不清,给国际税收征管带来了巨大挑战。数字经济对税收征管的影响不但作用于直接税领域,在以增值税为代表的间接税领域同样明显。在国际层面,以经济合作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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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通信技术(ICT)和平台科技的迅猛发展,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已经渗透到了国家经济的各个领域,并迅速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跨境交易模式发生本质上的变化,数字经济的虚拟性、无形性和流动性导致课税连接点认定不清,给国际税收征管带来了巨大挑战。数字经济对税收征管的影响不但作用于直接税领域,在以增值税为代表的间接税领域同样明显。在国际层面,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致力于解决由数字化跨境贸易带来的国际税收冲突问题,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国内层面,自从步入“营改增”时代,我国紧跟国际步伐进行增值税制度改革,但是立法的滞后性仍导致我国的跨境增值税管辖权制度和国际税收规则衔接不畅,在跨境管辖权博弈中处于劣势。本文从增值税税收管辖权的基础理论入手,在分析数字经济概念和特征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我国跨境增值税管辖权制度的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进而得出我国增值税实体管辖权和执行管辖权中存在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主要研究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欧盟的跨境增值税管辖权制度,其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台的相关文件在实体管辖权构建方面推动了国际税收规则基本框架的构建,而欧盟依靠其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优势,在执行管辖权方面颇有建树。因此,我国构建和国际接轨的跨境增值税管辖权制度可以从中吸取经验。详言之,在增值税实体管辖权方面:一是从立法层面确定跨境增值税课税连接点(消费地)的判断方法;二是通过税收中性理论来修正我国跨境增值税管辖原则;三是明确我国跨境增值税管辖权制度的适用类型。在增值税执行管辖权方面:一是消除应税主体双重征税或不征税风险,针对企业对企业(B2B)和企业对消费者(B2C)模式下的应税主体制定不同的纳税规则;二是确定数字产品和电子服务的性质,解决数字经济的应税项目问题;三是要加强国际税收互助,通过参加多边税收协作和优化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机制的方式,推动国内增值税制和国际税收规则接轨,在保障我国增值税实体管辖权和执行管辖权的同时在跨境增值税管辖领域取得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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