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是中国隐逸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隐逸诗创作的一个黄金时期。本文研究六朝隐逸诗，从隐逸诗学产生的文化源头开始。隐逸思想是源，隐逸诗歌是流。隐逸思想对中国文学主体精神产生影响主要在于价值理念、行为方式等。隐逸思想所设计的解脱之道，拓展了人生的路径。儒家的待时进取与道家的遗世独立，在思想上文化上都有其重要意义，都可以作为人生路径的参照。隐逸思想对隐逸诗歌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隐逸思想为隐逸诗歌提供了任性逍遥的想象空间，并产生极大的幻想成分，渗入道家仙化元素，与游仙契合，仙隐合流。另一方面，隐逸与山水结合，引导复归自然之道，外化的自然山水与内在的情性相结合，在自然中体道复性。隐逸诗发轫于先秦，先秦两汉隐逸诗和政治伦理道德关系紧密。《诗经》中一些诗歌已经包含了隐逸思想，诗中一些重要的意象成为后代隐逸诗常用的隐逸文化符号。两汉隐逸诗的题材主要是吟咏古代的隐士，借隐士逆时而动，显示儒家独善其身的价值观念。汉末隐风盛行，五言诗兴起，隐逸诗创作开始普遍出现。六朝隐逸诗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曹魏易代，正始文学阮籍、嵇康等人，用隐逸诗来超越现实，摆脱困境，努力唤起士人的自我意识和作为人的尊严感。西晋有短暂统一的承平气象，儒家的积极入世成为士人普遍的价值追求，皇族奢侈淫逸的生活，贵族夸糜斗富的行径，极大地影响了依附门阀的文士的精神风貌。西晋儒学兴起，但玄学影响犹在，隐逸之风并未消退，特别是竹林七贤的影响很大，繁缛华美的崇儒诗风与返朴求真的隐逸诗并行不悖，是西晋士人朝隐与道隐矛盾心理的反映。这一时期隐逸诗主要表现为朝隐与道隐的矛盾及其调和，士人一方面汲汲于功名富贵，难以舍弃奢华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则对世乱无常怀有畏惧之情。从正始到太康，陆机、潘岳、左思等人隐逸诗的内容广泛，表现形式趋于多元化。东晋隐逸诗创作表现出四方面的特色，其一是隐逸与山水结合；其二是玄言对隐逸诗的影响；其三是隐逸与田园的交融；最后是在西晋佛隐合流的基础上，佛隐诗大量出现。诗僧创作隐逸诗开始成为新的气象。东晋隐逸诗研究的一个重点围绕陶渊明展开，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陶渊明用他的诗歌创作，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重大变革，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这是他对中国隐逸诗学的重大贡献。陶渊明隐逸是种特殊的形态，东晋隐士，多求佛觅道，而陶渊明与佛、道关系疏离；他拒入庐山莲社，自觉与其他隐士保持距离，不以隐士自况；陶渊明隐逸诗也多为“农家语”，隐逸诗少“隐”重“逸”，多是一种心境旷放，人生艺术化的表达。晋宋之交，诗歌创作开始出现重大变化，就首先表现隐逸诗题材，继续向山水转变。隐逸诗也逐渐摆脱玄言的说理桎梏，开始接近山水形象美质。隐逸与山水的结合，注重对人生美学意义上的思考。隐逸诗的这种题材的转变，标志着人对自然美的认识加深了，自然已经从作为陪衬的生活环境或作为比兴的媒介，变成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隐居不再是逃避现实的苦难的生活，而是多有诗意盎然艺术化的生活情趣。齐梁之际，隐逸诗创作又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文学集团对隐逸诗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萧氏家族隐逸思想与隐逸诗创作的关联紧密，齐萧子良集团“竟陵八友”，梁萧衍、萧统、萧纲文学集团创作了数量不少的隐逸诗。萧统《文选》首辟“隐逸诗”，《文选》的体例也对后世总集的编纂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些对于隐逸诗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齐代是新诗体形成的重要时期，永明体是沈约、谢朓等人对古诗体的重大改革，对隐逸诗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齐梁隐逸诗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在内容上，此前隐逸诗中常以隐士典故入题，齐梁隐逸诗较少再搬历史上的隐士故事，转而写友谊亲情，写佛院道观，写田园风光，大大拓展了隐逸诗的内容；形式上受永明体影响，讲究声律和对偶，诗歌更具音乐美。沈约等人在诗歌形式上的变革，增加了诗歌的艺术美感和表达效果。齐代隐逸诗常通过对山水景物的客观描摹，抒发隐逸意旨，自然景观的意象多样性，可用语言词汇就特别多，图画生动，音调和畅，增加了隐逸诗歌艺术感染力。陈代的隐逸诗创作主体主要有两类：一为沈炯、周弘正为首的文人隐士集团；另一类创作群体，仍以僧人为主。齐梁以后隐逸诗创作和佛教结合更为紧密，这一时期隐逸诗主题，多写文人与僧人交往，僧人创作的隐逸诗，渐渐成为隐逸诗创作的主要形式。这类隐逸诗的特点是大多以山寺、花草、林木入题，写灵山秀水，写隐居的清幽静穆，在对自然景物的绘形刻画之中，阐发佛理。北朝隐逸诗创作群体，多为南朝北迁的文人，以王褒、庾信等人为代表。庾信是北朝隐逸诗集大成者，他为隐逸诗歌题材的改变和形式上的变革，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以农事入诗，选择自然清新物象，描写平凡而又生动的劳作，表现日常生活的情趣。他的隐逸诗作，善于融情于景，景物描写精妙，语言优美，表现出高超的作诗技巧，在隐逸诗歌史上有独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