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败海外追赃的背景下,资产分享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目前我国学界主要将资产分享界定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的一种行为或者制度。这限缩了资产分享概念的内涵,不符合国际社会的立法和实践。资产分享的概念至少应当包括资产分享原则、资产分享制度和资产分享机制。在此基础上,资产分享与资产没收、资产返还之间有序衔接、相互影响。其中,相较于其他犯罪领域的资产分享,腐败犯罪资产分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从基本原理上看,资产分享对于反腐败海外追赃而言也具有促进资产所在国返还不当得利和保障资产流出国刑法域外效力的意义。我国对资产分享的态度经历了存有疑虑到消极承认两个阶段。但是我国反腐败海外追赃中的资产分享尚属于非机制化的状态。实践中存在资产分享条款鲜少适用的局面,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也未见起色,反而大量适用了劝缴措施,未能实现腐败资产的充分追回。在此情形下,反腐败海外追赃应坚持法治化道路,这对我国腐败犯罪资产分享的机制化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构建以资产分享制度为核心的腐败犯罪资产分享机制,能够在反腐败海外追赃实践中避免劝缴措施效益背反的问题,并且破除没收合作供给不足的限制,推动资产分享体系化和运行化。腐败犯罪资产分享的机制化建设应当具备独立的价值观念。首先,腐败犯罪资产分享机制需要融入我国的涉外法治建设,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其次,腐败犯罪资产分享机制需要遵循我国刑事法治的精神,平衡刑事司法合作的多元价值,并在价值平衡中寻找重点,确定自身的价值取向,调整追诉犯罪与国际合作之间的关系结构。最后,腐败犯罪资产分享机制需要符合我国犯罪治理的整体性逻辑,贯彻制度设计结构合理和机制运行方式顺畅两个方面的制度机理,与其他有关部门法共同组成国家打击腐败犯罪、维护人民利益的反腐败法律体系。腐败犯罪资产分享机制是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实践已经转向了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有偿协助。在美国立法出现资产分享的概念之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领域的多边公约迅速吸收了这一精神。此后,很多国家不仅以专门立法、双边条约等方式对资产分享予以规定,更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具体的资产分享制度,规定了资产分享的责任主体、基本原则、数额计算、救济途径、程序限制等内容。鉴于资产分享的适用受到一定限制,反腐败海外追赃的国际实践也存在资产分享的替代措施。一些国家在资产分享之前对目标资产的扣押和限制,以及在资产分享之后对返还资产的管理和监督,也为腐败犯罪资产分享程序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我国,腐败犯罪资产分享的机制化建设具备充分的立法和实践资源。我国现有的追逃追赃法律体系为资产分享的本土化提供了平台,腐败犯罪资产分享机制与我国刑事没收也不冲突。并且,我国具备腐败犯罪资产分享的多边公约和双边条约基础,而其他国际性法律文件中关于追缴犯罪资产的国际合作规则也是腐败犯罪资产分享机制化建设可以利用的立法资源。实践中,追逃追赃国际合作能够从外交、司法、执法三个层面为腐败犯罪资产分享程序提供系统性的支持。监察机关也能够发挥统筹协调职能,保障腐败犯罪资产分享的机构协作。此外,既有的资产分享案例也是腐败犯罪资产分享机制的重要经验来源。腐败犯罪资产分享机制的本体架构是对腐败犯罪资产分享制度的内容进行具体化、体系化的设计。一方面应当以国内立法规定腐败犯罪资产分享的基本原则、职责划分、资产范围、计算规则、反制措施、程序回转,另一方面应当以双边协议确定腐败犯罪资产分享的协议效力、分配基础、请求事宜、交接渠道。腐败犯罪资产分享机制的具体运行是通过规范腐败犯罪资产分享的制度衔接、程序运行和实践适用为腐败犯罪资产分享制度提供支持和保障。其中,腐败犯罪资产分享的制度衔接需要调整腐败犯罪附加刑,完善刑事特别没收,界定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性质以及健全外国刑事裁判承认和执行制度。腐败犯罪资产分享的程序运行应当依据职责落实明确的程序架构,通过改善部门协作机制进一步发挥监察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具体职能。此外,也要立足国情完善系统的支持措施,分别通过海外追逃国际合作、反洗钱措施、追回资产专项基金为程序运行提供保障。腐败犯罪资产分享的实践适用既要确定是否适用腐败犯罪资产分享机制进行海外追赃的条件,也要解决如何适用腐败犯罪资产分享机制进行海外追赃的问题。在腐败犯罪资产分享立法仍需进一步完善的阶段,我国可以根据相应的管辖国家选择合作方式,并通过对外签署协议的方式建立充分的腐败犯罪资产分享国际合作法律基础。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确立适用腐败犯罪资产分享的方法论路径,并完善民事诉讼和劝缴措施以形成全面的海外追赃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