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取得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但伴随而来的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快速增加。目前,“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提出,这一系列的举措都在预示着中国经济将向着集约型、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同时,这也是降低碳排放强度最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我国政府已向世界做出“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降低40%～50%”的碳减排承诺,因此,本文探究如何以“金融之手”加快我国碳减排任务的进程,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实现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首先,本文从金融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研究、机理探讨和实证分析三个角度梳理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发现现有文献多从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两个方面研究金融发展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且金融发展指标选取单一,难以客观刻画实际的金融发展现状,对于此,本文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即继承了前人的从技术和结构两个方面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分析金融发展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和机理,又通过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构建金融发展指标体系,更贴合中国现实的金融发展状况,并且利用考虑地理空间区位囚素的空间计量模型去检验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其次,对我国省域层面的金融发展效率和碳排放的现状进行分析:第一,本文从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环境四个方面构建金融发展的投入指标,共选取包含金融机构存贷款、保费收支、债券和股票筹资额等在内的12个指标;并选择金融业增加值作为金融发展的产出指标;利用熵值法和随机前沿模型计算出我国各省域的金融发展效率;根据这些指标分析我国银行、保险、证券、金融环境和金融业增加值的发展现状及金融发展效率的现状,客观数据表明,我国金融发展状况日趋良好;第二,本文借鉴IPCC中的标准煤法测算我国各省域的碳排放强度,测算结果表明我国整体,乃至中东西三大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均值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分省域来看,我国东南沿海的发达省区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低,而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碳排放强度相对较高;第三,对我国省域的金融发展效率和碳排放强度进行比较分析,得出“金融发展效率较高的地区有着较低的碳排放强度”的定性结论。然后,以以上分析为基础,本文以STIRPAT模型为基础模型,构建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滞后模型（SLM）;依据理论分析中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分别选取技术进步指标和Moore产业结构升级指数作为本文核心变量,选取对外开放度、外源资金贡献度、政府干预度和环境规制这四个指标为控制变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效率与碳排放强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金融发展效率能够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省域的碳排放强度。最后,根据实证研究可以得出碳排放空间分布特征、金融发展效率与碳排放空间效应关系及金融发展效率对碳排放溢出效应这三方面的结论,并从碳减排的顶层制度设计、金融发展效率推动技术创新的能力、金融发展效率促进产业升级的进程这三个方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