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7年三原起义,反对皖系督军陈树藩,到1922年直系入陕后易帜北洋,接受直系改编,靖国军与北洋各方斡旋4年有余。对护法运动与靖国军历史的研究,学界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南与两广等南方各省,对陕西靖国军兴起与发展则多是语焉不详,尚未有完整的事件史考证。将以往评价颇高的靖国军放在民初以来陕西政局的时空演进下,考察南北各方势力错综复杂的关系,是本文研究致力之所在。此外,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更力图揭示民初陕西各方势力竞逐背后的权力结构与民初军阀政治的特征,进而反思学界既有的“军绅政权”模式与革命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辛亥革命无疑结束了有清一代的统治,但是,辛亥革命更为显著的特征是以各省独立的形式完成了朝代更替,这也造成了各省在革命后不同的政权形态。陕西自辛亥之初,会党势力强势,建立了因会党、新军与同盟会三方权势不平衡而妥协的政权结构。革命党和地方绅士在辛亥革命后不断被边缘化,政治权势逐渐转向掌握军事武装的新军与会党势力,造成了政权的政治军事化,并长期影响了民初陕西的政争与政局走向。靖国军与皖系督军陈树藩对峙的形成,即是这种“军-绅”政权模式的延续。其间,陕西军政集团内部私见与猜忌迭生,“反袁逐陆”后,陈树藩倚靠皖系段祺瑞,陕西政局遂分裂为渭北与西安南北对峙的局面。1917年孙中山南下发起护法运动,陕西也因靖国军反对皖系督军陈树藩而成为南北护法战争中特殊的地理因素。自1917年12月三原起义到1922年5月靖国军易帜,以于右任、胡景翼、曹世英、郭坚等领导的靖国军与陈树藩周旋4年有余,是陕西在民国史上重要的一个阶段。南北双方为争夺陕西,引客自卫,造成了八省援军会聚关中的乱象。靖国军虽响应南方护法,与北洋军对峙数年,但多为陕西军事集团内部的利益之争,而无本质的政治分野,南北之争并非完全是你死我活的对立,而且在人事关系上间有重合,南北之间互有联系,甚至在一定阶段,南北内部的矛盾远大于南北政争,因此,与其说孰南孰北,毋宁说南北之间。1919年南北和议是自护法军兴以来南北政府对冲突对峙局势的一次和平会谈,陕西停战问题自始至终是一项悬而未决的重要议题。陕西停战问题源起于护法战争以来陕西政局的复杂化。陕西靖国军与皖系督军陈树藩交恶,形成南北对峙态势,其后,南北双方派兵援陕,在和议开议之前已然是军匪不分,南北混战的局面。议和期间,南北双方围绕陕西停战与划界,互相争执责难,缺乏妥协,南北双方在陕的派系冲突无法调解,致使和议在未进入到核心议题之前即已触礁。以陕西停战问题管窥此次议和的整个过程,派系分歧或暗流涌动,或显见于各方争执之中,进而加剧了南北双方的猜疑与不信任,1919年南北和议最终亦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在陕西停战问题谈判中,陕西政局实态与沪会论争之间的错位,亦可揭示出派系分歧的掣肘与投石问路的政治心理。1919年南北和议因陕西停战问题而顿挫,陈树藩以阻碍和议、引客自卫、大开烟禁等成为舆论指责的对象,督陕面临重重危机。直皖战争爆发后,直系力图督陕,冯玉祥、阎相文等相继率重兵入陕。直皖双方为争夺陕西控制权,均意图联络靖国军以为援助。靖国军常年征战,内部困境重重,难以为继。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力主接受直系改编,助直驱陈,其后围绕受编问题,引发了靖国军内部以胡景翼与于右任为代表的易帜之争。通过对陕西督军更易的剖析,不仅可以看到直皖战争后派系更迭日趋迅猛之过程,更可以窥悉陕西自靖国军护法讨陈以来,军阀林立,难以收束的症结所在。因之,直系入陕后,陕西数易督军,仍无法有效统一陕西政局,造成尾大不掉之乱局。民初陕西政局的乱象,至少到1930年代初,杨虎城主政陕西后方得以缓解。总体而言,本文以靖国军为切入点,通过爬梳民初陕西政局中各方错综复杂的关系与政权结构,可以窥悉清季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如何走向分裂,亦可对“军绅政权”模式有所反思。从陕西一省来看,军绅政权模式仍存在模糊之处,甚至存在一种从有秘密社会性质的“军绅政权”向军匪合流的“军匪政权”转向的趋势,地方军事化加剧。地方军事力量的坐大与失控,也造成了无论是靖国军抑或北洋各地方军阀,均可游移于南北之间,伺机掌握民初地方政局的权势转变。从革命势力竞争与革命方案的更迭的视角看,清季民初陕西革命以来的乱局,也为更为激烈的革命预留了递进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