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在人类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互联网时代,数字音乐平台成为了当下音乐传播的主要途径。然而,数字音乐平台之间竞争非常激烈,随着产业发展音乐平台不断集中,甚至有一家独大的趋势。据报道,2017年腾讯公司版权曲库占到了中国总曲库的90%。几大互联网公司对数字音乐平台的控制以及通过专有许可瓜分音乐曲库的行为,引发了是否应当对涉及音乐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专有许可进行适当限制的激烈争论。鉴此,本文以数字音乐平台专有许可是否应当限制,以及应当如何限制,作为讨论主题。本文全文近四万字,除前言外,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问题的提出,即数字音乐平台专有许可是否应当限制的有关论争。首先在数字环境下,音乐产业商业模式发生了变化,数字音乐平台作为新型主体参与到数字音乐产业链之中,可以认为在我国,数字环境下音乐版权的专有许可是指数字音乐平台向版权人寻求的针对音乐录音发放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专有许可。其次,数字音乐平台获取专有许可这一商业模式带来的消极影响已经在音乐产业中显现。该模式之下,音乐作品消费者与数字音乐平台,音乐作品作者与数字音乐平台,包括各数字音乐平台彼此之间都存在矛盾,这些矛盾都需要通过限制数字音乐平台获得专有许可予以解决。第二部分是学理分析,从理论层面对限制数字音乐平台获取专有许可的正当性进行分析。通过对版权形成历史的分析,不难发现,版权观念形成是书商和作者不懈努力的结果,书商和作者都希望获得永恒的垄断利益,势必推动版权向私权迈进。从印刷特权、文学产权到现代版权,尽管确立了版权是私权,但在版权形成过程之中,权力的作用不能忽视,版权的产生过程注定了版权的垄断内涵和制定法权利特性,这使得其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因此在进行版权制度设计时更需要强调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始终以立法目的为制度设计之准绳。限制数字音乐平台从权利人处获取专有许可,能够帮助解决版权之垄断性质带来的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平衡权利保护与公共利益维护和实现,故该限制具有正当性。通过对版权扩张历史的分析,可以认为版权立法处处体现了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平衡,但又始终无法摆脱。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各利益集团一面将版权推向国际;另一面新利益集团致力于形成“机械复制权”等新型权利类型。立法对各利益集团的努力做出了回应,但立法者也不免对权利与市场的忧虑,尽管利益集团着力推动版权扩张,但立法者仍力求平衡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兼顾权利与市场。限制对数字平台发放专有许可既可以控制各平台的音乐库差异,让各数字音乐平台拥有的音乐资源均等化,从而公众可以自由地选择数字音乐平台,自由地获取音乐,这是对版权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又可以降低数字音乐平台的话语权,提升创作者和投资者的话语权,各利益集团得以通过协商解决自己的利益冲突,这是对各利益集团利益的平衡。第三部分是对美国制度设计经验的借鉴。我国许多著作权制度都是被动移植的产物,但我国目前需要的是与我国现实相适应的著作权制度,长期以来我国著作权法针对数字音乐产业的制度设计相对空白,因此可以借鉴他国经验,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制度设计。在各国立法中,美国一般是最先作出创新性的制度规定,故研究美国制度设计极具意义。美国版权法相关制度设计主要包括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和限制对交互式网络传播发放专有许可,具体涉及到版税、许可程序、版税争议解决以及许可时间等内容。美国强调其制度设计的反垄断目的,但笔者认为需要结合音乐的特性进行考虑,不然很难解答为何仅就音乐作品作出此类限制性规定。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和限制对交互式网络传播发放专有许可制度一方面解决市场竞争问题,一方面成全音乐作品的特性,因此我国在设计制度时也需要考虑如何兼顾这两点。随着市场的发展,此两项制度的弊端也已显现,《音乐现代化法案》在立法层面作出反应,对制度设计修改完善,以适应音乐产业的发展并且不会对音乐产业的发展造成阻碍,《音乐现代化法案》对美国当下困境的解决策略值得特别注意。我国构建包括数字音乐平台专有许可限制制度在内的完善的音乐许可制度需要对美国的经验进行筛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本文最后一部分是对我国制度设计的建言。首先以建立完整音乐数据库作为我国音乐作品许可制度架构的大前提。在数字时代,任何音乐作品许可制度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完整的音乐数据库。其次限制数字音乐平台获取专有许可的目的不是限制市场,相反是促进平等自由协商的发生。单就数字音乐平台获得专有许可这一行为进行限制无法完全发挥制度作用,需要重新对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进行设计,同时限制数字音乐平台获得专有许可的期限才能真正限制数字音乐平台获得专有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