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约金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可以督促债务人按约履行义务,同时亦能在一方违约时使非违约方能够获得相应的补偿,具有重要价值。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为避免绝对自由侵害实质公平,故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对不合理的违约金进行审查。但在酌减制度具体适用的过程中,何种违约金应当纳入酌减范畴并不明晰,衡量因素把握不明,诉讼程序亦未能统一,由此导致实务领域法官对各规范的内涵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本文将立足于我国的现实情况,同时参酌比较法的相关理论,对违约金司法酌减制度的实体适用问题及程序性事项进行深入剖析,提出自己的见解。文章主体划分为四个主要部分:首先,笔者将从我国司法实践入手,通过分析解读案例数据,讨论违约金司法酌减在实践中遇到的实体性问题以及程序性问题。此外,通过梳理违约金制度的立法脉络,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立法特点,分析不总结不同时期立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论文的第二部分将对违约金司法酌减制度的适用对象展开论述。我国立法仅规定酌减对象为“违约金”,但未明确具体类型。立法者认为违约金系“惩罚性为主,赔偿性为辅”,在此语境下,明晰违约金酌减适用类型系衡量酌减因素的必要前提。而对于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前,明确放弃酌减权的条款的效力,学界对此存在较大争议,持有效论与无效论者皆有之,亦有学者试图从民商区分角度探求新路径。第三部分阐述司法酌减的衡量因素,分析“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这一具体概念的内涵,对损失进行类型化分析。同时明确当事人过错程度、合同履行情况等因素的适用规则。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笔者将重点阐述违约金酌减的司法程序事项。我国民事实体立法及程序立法中存在职权主义之流弊,故司法酌减程序启动由当事人申请已是主流观点。然而,在被告缺席判决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是否还应当遵循“当事人申请主义”?在当事人缺席判决且酌减将会导致极端不公的情形下,赋予司法机关主动酌减之权利或许可以更好发挥违约金之效用。其次,笔者将明确法官释明权的合理界限,而在举证责任方面,我们可以借助经验主义推动争议的终局性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