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一直是中国金融市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它不仅是影响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因素，也直接反映了社会收入的分配结构。高管薪酬数额非常低或者非常高都存在激励过度的情形，因此衡量高管薪酬设置的合理与否，需要结合公司的业绩收益情况，综合考虑相对薪酬。2011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其颁发的题为《使薪酬、风险和绩效保持一致的方法系列》的报告中指出：各大银行和监管当局应该加强对风险的认识，在银行业更广泛地采用风险调整后的薪酬制度。最近的金融危机再次表明了高管薪酬的重要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管理激励机制相关的危险，这些激励机制造成了企业最优风险与该激励计划鼓励管理者承担的风险量之间的不对称。
　　本文在2007至2016年A股5大产业的1094家上市公司数据基础上，使用 Stata14.0 软件建立 Tobit与 CLAD模型检验企业风险承担、股价波动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联。本文研究的风险承担以业绩风险来度量，而股价波动主要反映企业的市场风险。研究结论如下：（1）企业风险承担与股价波动性正向相关；（2）企业风险承担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抑制作用；（3）股价波动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呈显著负相关；（4）相比于非国企，国有企业中风险承担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形成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大，国有企业中股价波动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形成的负向作用也更明显；（5）依据行业分组，发现风险承担、股价波动分别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作用因产业不同而存在差异。
　　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解决代理问题的角度来设计薪酬业绩契约，而从风险细分的角度研究对薪酬业绩敏感度影响的文献并不多。本文主要贡献和创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采用时间序列滚动回归的方式估算出薪酬业绩敏感度（PPS）的准确数值，并建立CLAD模型对主变量进行回归；（2）在公司治理的层面上考察了股票波动性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对比企业内部风险承担与外部风险表现分别对PPS的作用，为代理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3）结合公司最终控制人的性质与行业差别，分组深入剖析影响上市公司薪酬契约的内在机制，从公司整体角度为设计高管薪酬契约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