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铨以《天问》为代表的早期小说创作,一方面具有新文学由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向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也有受旧学和西学影响的特征。陈铨在这些小说文本中透露出一定的民族情怀,也在写悲剧的意识中展现了模糊的形而上的思辨倾向。在日后由留德学生至德文教授的学术生涯中,陈铨的创作场域被扩大了。在社会时代层面上,有以富顺为代表的传统市镇、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都市,也有1930年前后经济危机和政治极端化影响下的德国社会；在个人学术经验层面上,则有自康德至黑格尔,再到当代哲学的德国唯心主义传统,也有德国浪漫派、十八世纪市民文学、狂飙突进等德国文学背景。从长篇小说《彷徨中的冷静》到《死灰》,陈铨在反思革命、反思现代人生存困境,展现自己思想徘徊的悲剧故事中,渐渐形成取法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的“理想主义”思辨倾向。在以《死灰》为代表的留学生题材小说中,他对保有“理想主义”思辨倾向的主人公寄予同情、理解和欣赏,由此又形成“理想主义”的审美倾向。同样,受“理想主义”的思辨倾向的影响,他描写市民故事的中短篇小说呈现出反讽、荒诞的特征,既写实地反映了时代背景与人生经历,又有所疏离,并在其中表现出对具有“理想主义”的、“热”的人物的欣赏。“理想主义"在陈铨的语境中,首先作为思辨倾向,再作为审美倾向,一直存在于他的小说创作中。而在“战国策”派时期,他将具有形而上思辨背景的“理想主义”审美倾向,等同于无限追求人生的“浪漫精神”,并将这一文学、文化上的主张,激进地表达为一种政治主张。他在这一基础上,采纳并宣扬尼采哲学,强调尼采对人类尊严的提高、对人类文化进步的追求,反对“理性哲学”语境中的国家、民主,赞赏“天才”、“战士”和“超人”——但他也强调,尼采绝不是为德国民族做宣传,不是普鲁士主义,也不是国社党的法西斯主义。由“理想主义”发展成的文化激进主义,在陈铨“战国策”派文艺思想中,还遇上了他一直保有的民族情怀。陈铨小说中的民族情怀并没有时评、文论中表达得明显,但仍然呈现了从最初的革命热情,到鲜明的民族国家主体意识的走向。“战国策”派时期,这种民族情怀更受到林同济、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强调中华民族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在抗日救国语境下,他将民族情怀与“理想主义”融合,提出“民族主义”的“狂飙”的浮士德精神,在文化与政治的模糊界限中,呈现了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矛盾与融合。抗战之后的小说中,“狂飙”的氛围已被冲淡,但“理想主义”的审美倾向,以及民族情怀依然存在,他依然表达了对民族国家未来的信心与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