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清政府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这场运动历经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禁烟成就:国内本土鸦片烟患得到缓解,以法律形式确定英国不得再向中国输出鸦片。本文以清末鸦片烟罪为切入点,厘清鸦片烟罪从缺漏到全面的立法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在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律例礼教观念与西方近代刑法思想的碰撞。清末禁烟运动始于禁烟主义力量壮大的国内国际大背景,至20世纪初时国内主流舆论均对禁烟极表赞成,中国在禁烟问题上有着充分的道义资本。但当时国内现存的禁烟令即同治旧例完全不能满足禁烟需要,中国因此开展了长达五年之久的禁烟立法。1906年政务处《禁烟章程》为禁烟运动确定了总基调,拉开了清末新政以来鸦片烟全面入罪序幕。1907年《大清新刑律》草案是同治以来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在鸦片问题上予以禁止的法律,它深受日本刑法典影响,仿照日本刑法在禁制、禁售、禁吸、禁开烟馆、禁运等方面规定鸦片烟入罪。1907草案虽遭多方反对未能及时颁行,但它定下了烟罪的基本框架,后来清末烟罪未再做大改。1910年《禁烟条例》和1911年《大清新刑律》以法律的形式正式规定鸦片烟全面入罪。新旧观念的碰撞和立法权的争夺贯穿两部法律的编纂与修订。清末各方虽均支持禁烟,但新旧观念的碰撞依然影响了烟罪的制定。《禁烟条例》中增加一条旨在维护君臣纲常的规定,显示出礼法之争下修律者的妥协。资政院与宪政编查馆在立法权问题上纠缠不清,更使《禁烟条例》一度面临存废危机。虽然民间、各省督抚和各部院要求加重烟罪定刑,修订法律馆依然如故,坚持只要严格执行,不必加重刑罚也能禁烟有效。在全国巡警制度尚未完备、鸦片犯罪又甚为普遍的背景下,督抚与修订法律馆在鸦片烟罪定刑轻重上的分歧实质上是立法与行政执法的分歧。修订法律馆担心对普遍的鸦片犯罪科以重刑会导致整体上鸦片犯罪危害性升高,而督抚更希望通过降低烟罪频率来减轻执法难度。最终鸦片烟罪以《大清新刑律》“永垂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但宗室觉罗在违背烟律上享有特权,使鸦片烟罪蒙上了帝制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