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银行作为金融变革和金融创新的产物，被认为是导致美国在本世纪初，爆发次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危机后，随着对影子银行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也作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被国际组织，各国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以及学术界所广泛研究和深入探讨。由于影子银行是建立金融创新基础上，因市场需求和监管政策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使得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对影子银行的准确定义，仅是对这一金融活动的部分特点达成了共识：（1）存在于正规银行体系之外，（2）具有期限和流动性转换功能，（3）不接受或较少受到监管，（4）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影子银行的产生与发展与所在国的金融环境有密切的关系。长久以来，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形成了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模式，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的大背景下，中国形成了与国外差异显著的影子银行体系。本文结合中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将影子银行明确为在传统银行体系之外，由金融机构主导的，具有货币创造和信用创造功能，不受或少受监管的具有融资性质的信用中介体系。影子银行概念的明确，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基础。
　　过去几年，特别是从2006年开始，中国的金融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传统的间接融资为主导的简单金融体系，演变成了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直接融资和影子银行为辅助的复杂金融体系。这其中，中国影子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存在紧密的联系，既有相互替代又有相互补充，在合作竞争的过程中共同推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中国的影子银行以传统商业银行为依托，在传统银行体系之外形成了一套新的信用中介体系，通过产品和服务将资金与资产实现对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了金融效率。但是，中国的影子银行也是规避金融监管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绕开了利率上限、信贷规模和信贷政策的管制，对我国的金融稳定形成了潜在的风险隐患。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核心，与影子银行的存在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样影子银行的风险也会对商业银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本文以影子银行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影响作为研究对象，侧重从传导机制的角度展开研究，对于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具有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下，中国影子银行与银行理财同步发展壮大，银行理财同时也是中国影子银行主要的资金来源。随着“大资管”时代的来临，各类金融机构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各个环节，形成了交易结构复杂，实质关系简单的银行表外融资体系，这构成了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实质。从资金来源看，在扣除了相关重复计算的部分后可以发现，商业银行是中国影子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而“资产池—资金池”构成了中国影子银行的典型运作模式。在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过程中，资金的供给端、需求端和金融中介出于各自不同的诉求，共同推动了整个体系的快速发展。但是本文也发现影子银行可能对风险存在一定的掩盖效应，同时使风险在部分行业形成了聚集，给商业银行体系带来了潜在的风险。
　　本文在戴蒙德—迪布维格针对商业银行挤兑的均衡模型基础上，根据中国影子银行的特点，构建了相应的多重均衡模型。对于影子银行而言，其自身具有比商业银行更大的脆弱性，更容易受到投资人（存款人）行为改变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由投资者自身偏好变化导致的且具有放大效应，因此影子银行自身的不稳定性外生于整个体系。在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共存的系统模型中，投资者的购买行为与影子银行产品和商业银行存款之间的转换成本相关。长期资产购买资金总量有限的情况导致影子银行即使处置了其持有的长期资产也无法满足投资者的赎回请求，进而出现类似美国次债危机中的“价格甩卖”情形。甩卖价格的均衡与影子银行的规模具有密切的关系。在商业银行为影子银行提供流动性担保的情况下，存在资产端和资金端两种担保机制，其中资产端的担保机制可以增加甩卖价格均衡中的影子银行规模，但是会增加价格的缺口，这也构成了风险向商业银行传导的核心。
　　在微观层面，刚性兑付是风险从影子银行向商业银行传导的基础。受中国传统间接融资思维的影响，中国的影子银行普遍采取了“刚性兑付”的偿付机制，即无论投资端收益如何，影子银行产品发行机构都将按照约定的收益率水平向投资者兑付收益。虽然刚性兑付的行为与资产管理的实质存在背离，但我国资产管理领域大量存在的收益率型产品构成刚性兑付的基础，这也成为了中国影子银行体系扩张的重要环节。通过构建收益率型的静态博弈模型和动态博弈的刚性兑付模型，本文发现对于影子银行发行机构而言，“收益率型产品+刚性兑付”是影子银行产品发行机构的最优策略，单独的监管政策无法有效的约束市场主体的参与行为，进而无法达到预期的作用；在现阶段虽然刚性兑付使风险保留在了影子银行发行机构的内部，但仍然是影子银行发行机构和投资者的最优策略。在刚性兑付的影响下，风险从商业银行的影子银行部门向非影子银行部门传导，主要传导的是信用风险，即在影子银行体系内出现了问题的资产，在刚性兑付约束下由影子银行发行机构承担；其次传导的是流动性风险，当影子银行体系出现流动性稀缺时，商业银行为其提供直接的流动性支持。
　　对于影子银行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影响的宏观层面因素，本文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对于动态的风险传导，在金融加速器效应下，当经济下行、企业融资困难从而不良资产增加时，由于风险资本计提的不足，影子银行在资产端扩大了整个银行体系的信用风险。在负债端，影子银行的批发融资的特点使其在经济下行期，自身融资成本提高，引起流动性风险并通过系统关联性传递到整个银行体系。影子银行资产和负债端的金融加速器共同作用的结果将是，在宏观层面当经济下行，影子银行放贷将受到更大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下行。对于静态的包括了影子银行因素的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本文经过测量后发行，影子银行的存在使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被低估了。具体体现在，在考虑影子银行因素后，代表信用风险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从11.25%下降到9.29%，商业银行杠杆率有6.87%下降到5.82%，整个银行体系通过同业和表外业务密切关联，并与非银行机构之间呈现网状关联，股份制银行处于关联的核心地位，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也大幅提升。
　　加强对中国影子银行的风险管理，对于控制商业银行的风险有重要的意义。从影子银行自身角度，主要是优化影子银行的运营模式。在资金端，既可以考虑通过“负债化”的方式将风险完全转入商业银行表内，采取计提拨备、存款准备金等常规银行风险管理手段进行管理；也可以考虑彻底采取“净值化”的方式，通过法律关系、估值方法等方面的明确，将投资者确定为风险的承担主体。在资产端，主要是构建多层次的融资体系，将非标资产逐步转化成为标准化资产，为“净值化”提供必要的基础。同时，我国目前“分业监管、多头管理”的监管局面，也不利于影子银行的统一管理，可以考虑从现行的牌照监管向产品监管进行转变，将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相结合，确保监管体系在具有现实性的同时，能够实现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