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我国的公司并购已进入到一个爆发式的高速发展期。国务院在2009年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将企业并购重组作为推进产业振兴的推进器。公司并购将是作为中国经济中坚力量的国有上市公司在未来相当时期发展的重要战略路径。　　本文突破单纯考察并购项目(动因或绩效)的常规，通过对高管薪酬制度和权力机制的分析，剖析在代理制和官僚制的双重体制特征下，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在并购活动中的表现。在高管薪酬、高管权力与国有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研究中，发现:并购决策、并购频率与并购规模对国企高管显性薪酬(货币薪酬与持股薪酬之和)皆有显著正影响，且滞后效应明显;并购决策、并购频率对国企高管隐性薪酬没有显著的影响，并购规模对国企高管隐性薪酬有显著正影响。从高管权力集中与高管权力相对制衡的分类研究来看:权力集中的高管通过发动并购以及发动更频密的并购可以在货币薪酬、显性薪酬上获得比整体平均水平更高的薪酬提升;对公司控制力相对弱的高管则主要通过做大并购规模实现薪酬提升。在高管薪酬、高管权力与国有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研究中，发现:高管显性薪酬的变化、隐性薪酬的变化始终与并购绩效无关;由持股薪酬与并购绩效的关系可以看出:资本市场对高管权力集中的反感有些过度，但在高管权力相对被制衡时，资本市场能理性评价并购绩效。　　我国高管薪酬制度非但不能缓解代理问题，反可能使代理问题更严重。国企高管薪酬不受并购绩效调节，但多次并购、大规模并购却可助力薪酬提升，并且对公司控制权越强势的高管，其权力寻租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大。也就是说，无论公司并购绩效如何，即使并购是损毁公司价值，可只要进行并购活动，高管就有机会进行权力寻租。这为我国目前并购激增、绩效欠佳的现状提供了管理者视角的解读，填补了将高管薪酬、高管权力与国有上市公司并购活动结合分析的研究空白，丰富了我国公司并购的研究。　　本文根据实证结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实现高管货币薪酬的"非粘性"、鼓励普及高管持股激励政策、培育理性的资本市场、加快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建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