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党中央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2010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三者之间的关系。2010年3月,在全国人大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保增长、调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列为今后一个时期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使对通胀预期的管理成为了当前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在第二季度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中指出,管理好通胀预期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管理通胀预期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政策意义,同时体现了中央管理层更加重视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通货膨胀预期是公众对未来的通货膨胀变动方向和幅度的事前的估计和判断。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预期影响着公众的投资与消费等经济决策,中央银行对经济的调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实施其政策措施引导公众的预期来实现的。理性预期理论认为,经济主体在做出决策前,总是根据所掌握的各种信息对与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值进行预测：因为经济主体无法确知未来,所以只能将其计划和决策建立在对未来预期的基础之上。既然货币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公众对该政策的预期,如果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能够清晰准确地传达给公众,那么货币政策就会对公众的预期产生影响。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解释说明甚至比政策本身的行为更能够影响市场上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随着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企业和居民广泛参与投资和金融产品的交易活动,金融市场也就通过利率、汇率、资产价格变动以及资产结构调整和财富效应等种渠道传导货币政策。但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参与者对未来资金价格和资产价走势的预期,因此,引导和管理市场预期自然成为了货币政策有效实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银行只有不断加强和改善与市场主体的信息沟通,有效影响和管理市场预期,才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历史上,中央银行不愿公开其业务操作情况,隐秘性被视为中央银行业文化的一部分。追根溯源,中央银行隐秘性文化是出自最后贷款人机制。早期的最后贷款人机制提供的服务包括贴现窗口,这必然涉及到个别银行的贷款与资产组合方面的私人信息,但是,最后贷款人机制的职能之一是维护公众对于银行体系的信息,所以需要对陷入困境的银行的私人信息进行保密。货币政策可能由于受到中央银行官僚的寻租行为和货币政策越不透明越有效的货币政策观念这两个观念的影响,因此一直缺乏透明度。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对货币政策透明度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如何最充分、准确、及时地向公众提供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与结果的信息,已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一个关键要素。近年来,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逐渐成为一种国际趋势,代表了货币政策发展的新方向。各国中央银行之所以对货币政策透明度更加重视,主要是因为在长期的政策实践中发现,货币政策透明度有助于稳定通货膨胀预期,降低市场的波动。现代社会一个通常的做法是把货币政策从政府中分离出来,委托给独立的中央银行去执行。为了保证获得更大自主权的中央银行执行社会最优目标,就需要中央银行对公众负责,而公众则能对其进行监督与评价。要实现这一目标,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是货币政策要透明。只有这样,公众才能依据一定标准对中央银行管理货币政策的绩效进行评价,这是现代社会对拥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提出的必然要求。一些中央银行采取了“通货膨胀目标制”这种透明的货币政策框架,即规定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公布通货膨胀预测报告。不少中央银行在每次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结束之后都会发布政策调整方案,并通过组织记者招待会或发表会议记录的形式对其政策思路作出解释；定期对经济发展动态进行公开评判,同时向社会发表经济和通胀前景预测分析,等等。这种情形既折射了经济学家在理解货币政策传递机制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也表明了公众要求政府行政和一般性公共政策更加开放。经济学家对货币政策在长期无法对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一点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其主要分歧在于货币政策在短期是否能够对经济产生影响。在“后瞻性”的适应性预期的模型中,货币政策总是可以通过制造预料之外的通货膨胀来降低失业率,虽然这会导致“加速”的通货膨胀；而在“向前看”的理性预期下,无论货币政策是否是透明的、可信的,货币政策均不会对失业率的下降有任何的贡献,货币政策是否透明、可信的唯一差别在于通货膨胀水平上的差异。因此,在理性预期下,我们可以看到,货币政策透明度是影响通货膨胀预期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主体在对对通货膨胀预期估计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信息的不对称,如果能够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就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经济主体在预测过程中的误差,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才是透明的?标准模型和大量的政策讨论倾向于将狭义的货币政策透明度等同于中央银行信心披露的数量和准确度,广义的透明度更强调“共同理解”和“共同语言”的重要性。而在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内容方面,问题的出现主要源于信息的不对称或者不完全,而货币政策信息可能在许多方面不对称、不完全,因此存在各个方面的货币政策透明度。现有的文献根据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关注的不同焦点对货币政策透明度进行了不同的分解,如政治透明度、经济透明度、程序透明度、政策透明度、操作透明度或市场透明度(Geraats,2002):或者政治透明度与经济透明度(Hughes Hallett, Viegi,2001);或者目标透明度、知识透明度与操作透明度(Hahn,2002)。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预期影响的理论基础是货币政策无效性假说,在这种假说下货币政策的观点是货币政策越不透明越有效。在长期利率的决定过程中.预期具有重大的意义,而货币政策传导的预期机制在于货币政策透明度通过影响公众对短期利率的预期从而影响经济中的长期利率,并与经济中的投资、支出决策相联系。货币政策透明度能够创造大量的“共同知识”,并且充当了经济主体间利益的协调机制,平衡决策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本文基于Svensson(2003)的理论建立了货币政策透明度对通货膨胀预期及其偏差的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建立了实证检验的模型对货币政策透明度对我国通货膨胀预期及其偏差进行检验。参照Amir Kia&Hilde Patron (2004)的方法构建货币政策透明度动态指数;然后利用Carlson-Parkin法将《全国城镇居民储蓄问卷调查》中的定性调查数据转化为定量数据。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协整理论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运用2001年至2012年的数据,深入研究货币政策透明度对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并得出了相关的结论。本文的理论分析证明,货币政策透明度能够影响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及其偏差,并且可以很好的解释公众通货膨胀预期及其偏差的形成,基于我国数据的实证分析检验也部分的证实了这些理论。最后,本文提出了针对我国国情的政策建议,认为我国还应加强货币政策透明度,完善相关的信息披露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