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A股市场频繁出现商誉减值暴雷现象,多家上市公司计提巨额商誉减值,严重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A股全行业中,由于影视行业报表中的商誉金额巨大,因此该行业成为了减值暴雷的重灾区。影视公司的报表上之所以存在巨额商誉,主要是因为该行业中充斥着为抢夺稀缺资源（明星）而对明星空壳公司进行高溢价并购的行为。高溢价并购带来的巨额商誉,为影视公司后期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创造了很大的空间。同时,近两年来国内管理机构及学术界为降低资本市场上的商誉减值风险,提出了将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由减值测试法变为摊销法的建议,一旦该建议真正实施,影视公司将会被强制进行摊销,这意味着企业将不能自由决定计提减值的时间,每年都必须支出一部分商誉摊销金额,从而致使影视公司的业绩压力增大。这一最新会计动向致使影视公司产生了盈余管理动机。基于此背景,本文选取了华谊兄弟这一典型案例进行研究,通过该案例来分析华谊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机会以及产生的经济后果,并提出具有普适性的建议。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分析归纳法、文献资料法以及案例分析法。首先,本文对商誉减值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其次,运用案例分析法分析了华谊兄弟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研究发现,华谊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在于缓解业绩压力以及财务“大洗澡”;华谊之所以选择商誉减值作为盈余管理的工具,主要是因为影视行业高溢价并购的行业特征为后续减值提供了空间,减值程序给予了管理层自由裁量权,以及不充分的减值披露为华谊创造了盈余管理的机会。最后,本文分别从规范商誉的初始确认、调整商誉后续计量方法以及完善商誉减值信息披露机制这三个角度提出了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目前关于商誉减值盈余管理的研究都将国内全体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实务中影视行业是所有行业中最易出现商誉减值问题的,因此研究影视行业的商誉减值盈余管理问题不仅能够补充理论缺口,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目前的文献均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商誉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很少有关于商誉减值盈余管理的案例分析,本文的案例研究将会使得这一角度的研究更为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