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目标下飞速发展，取得了多项重大突破。截止2019年7月底，中国政府已经同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订了195份政府间合作协议，亚投行成员已经达93个，近6成成员国来自“一带一路”沿线，中国港口已与世界200多个国家、600多个主要港口建立航线联系，海运互联互通指数保持全球第一，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超6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800亿美元。“一带一路”项目成果丰硕，表明基于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倡议逐渐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
　　虽然“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果，但是在项目投资过程中亦暴露出诸多问题。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复杂，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营风险等投资风险频发。本文构造了“一带一路”国别风险评估的方法与指标体系，并利用“一带一路”沿线34国2014-2019年数据作为样本，分别从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稳定、政治风险和双边关系五个方面探讨国别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基础越好的国家，其国别投资风险越低；偿债能力越高的国家，其国别投资风险越低；社会稳定性越好的国家，其国别投资风险越低；政治风险越低的国家，其国别投资风险越低；双边关系越好的国家，其国别投资风险并未显著性越低。这预示着，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不能仅凭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密切程度，应客观评估其国别风险。关于国别异质性，本文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稳定和政治风险对其国别投资风险影响更为显著。考虑到经济波动和事件冲突对国别投资风险的短期冲击，本文对样本数据取三年均值后重新进行实证回归，发现以上结论依然稳健。此外，考虑到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稳定、政治风险、双边关系和国别投资风险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分别使用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稳定、政治风险、双边关系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发现结论依然成立，这说明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稳定、政治风险和双边关系确实会影响国别投资风险。最后，本文结合前文的研究结论，对“一带一路”项目投资国别风险防范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