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是伴随着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而不断成长的女作家。张洁凭着敏锐与勇气使她在“新时期文学”和“女性文学”领域都获得了先导性的地位,因此在研究这两种文学史段落时,她都是不容忽视的作家个案。从不惑之年走向文坛到而今,张洁的写作生命已近40年,期间因为追求创作的不断自我超越而几度转型,风格的阶段性变化很清晰。张洁的创作具有鲜明和浓郁的个人生命经验特征,而外国文学对她人生的濡养的经验无疑也成为了影响她创作的重要因子。张洁曾撰文说自己的阅读是从格林童话、克雷洛夫寓言、安徒生童话开始的,而之后的读书除了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也是她每天必须吃的粮食。受时代语境的熏陶,早年的张洁从小享受了共和国“红色文化”的引导,阅读了大量的俄苏文学作品,有一种“俄苏情结”。上世纪80年代初,张洁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并且随着她的小说在海外的大量传播和译介,得以频频参加各种国际性文学活动,后来更是长期旅居国外。这些经历,促进了张洁与外国作家和文学的交流,她的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都日益与世界文学融汇,从一定意义上说,外国文学的影响帮助张洁开启了另一片创作天空。在与多种异质文学的对话和碰撞中,张洁也不时调整着创作思想和范式,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探寻张洁创作风格多变的原因,外国文学的影响与接受应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视角。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多年来有关张洁研究的学术成果已较为丰赡,可针对张洁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这一论题的探究却比较少,系统性研究成果更是鲜有。本论文旨在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考察张洁小说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厘清张洁创作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与创造性转化,勾勒张洁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图谱和创作风格嬗变的形态,解读影响中“异域风情”与“本土情结”在其写作中的呈现特征。文章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四章。绪论部分简略介绍了张洁在中外文坛的影响和地位,分析了其创作与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双重契机。在评述了国内外有关本论题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阐释了本论题的研究价值与方法。挖掘外国文学这样一种特殊资源对张洁创作的潜在而重要的影响,不仅能为张洁的小说研究提供新思路,开辟新领域,也能为中国当代作家接受异域文学的影响提供参考和研究的范本。第一章重点阐述俄苏文学与张洁早期小说创作的契合。与新时期其他作家一样,张洁早年文学创作与俄苏文学的结缘主要是时代特殊历史文化语境造成的必然,是一种集体的记忆。张洁的写作除了表现了整个时代所赋予的影响因素外,也对影响做了基于个人经验的过滤与选择。在创作时张洁从不简单地效仿某一作家或作品,更多的是通过对俄苏文学整体性的艺术气质和精神思想的把握以获得灵感与方法,然后再力争提炼、表现民族的现实生活。因此,张洁早期的小说,实现了俄苏文学和中国本土现实的互相渗透。弘扬“圣洁的理想”是俄苏文学的“胎记”,而这样一种对现实的精神超拔、对人的理想情怀和生存态度的艺术描写与现实观照是张洁和俄苏作家首要的契合点。不过相比俄苏文学理想主义品质的坚定意志,张洁却呈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焦虑体验。俄苏文学的人道主义书写有两个特质：悲悯的博爱和极富人道主义激情的女性形象。在构筑自身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审视话语过程中,俄苏文学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直接创化了张洁,她早期的文学世界充溢着夺目的人性、人情之美。不同的是,俄苏作家的人道主义是“含泪的微笑”,寄予着深切的悲悯；张洁却传达了坚决维护女性尊严和权利的战斗精神。诗性语言建构了俄苏文学和张洁艺术的乌托邦世界,在叙事氛围层面,俄苏文学是诗性思维的流动,而张洁是一种感觉化书写。第二章着重评述欧美现代派文学与张洁中期小说创作裂变的关系。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强势涌入中国文坛后,张洁很快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立场走出,以兼容并蓄的方式吸纳欧美文学的养分,扩展了作家的创作视野与思维空间。理性精神一直贯穿西方文学传统始终,包蕴着人的自主批判精神、怀疑精神、追求真理以及探索真理的科学精神。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西方性别理论的发展对张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她对完美爱情产生了质疑,小说文本彰显两性关系的对立紧张,对高大伟岸的男性形象予以解构,对两性隔膜有反思、有迷惘。欧美文学“恶的狂欢”是文学对社会文化思潮与哲学发展的一种折射,它的出现开拓与丰富了文学表现的空间与视域,对传统审美领域所忽视的本能、欲望、梦幻等赋予了正面与肯定的价值。随着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译介、世纪末情绪的影响及作家对生活理解的深入,张洁从追求理想走向了对社会“假、丑、恶”现象的揭露,她以冷峻的目光将人性虚伪赢弱丑陋的一面撕裂,剥离了生活的虚伪面具。张洁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借鉴在艺术形式上表现在叙事视角的变革、叙事结构的时空碎片化拼接,而叙事效果形成了陌生化与多义性的文本解读。第三章主要分析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张洁晚近小说创作的影响。张洁是一个有幸创造了“晚期风格”的当代作家。为写《灵魂是用来流浪的》,她在耄耋之年登上秘鲁4300米的高原去寻找原住地的居民以了解印加文化。她坦言博尔赫斯是她最喜欢的南美作家,而马尔克斯是“大排档”似的作家。因为拉美文学对张洁晚近期小说创作的影响,她的作品风格又呈现出新面貌,再一次完成了创作的转型。“百年孤独”是拉美文学的中心主题,深刻地揭露了拉丁美洲被西方现代文明殖民,而后又被世界所孤立、抛弃和遗忘的苦难,既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种保守、落后和孤独状态,也表达了一种对“一切巨大却徒劳的奋斗”的人生孤独感。张洁认同拉美文学的孤独主题,对于曾经期待的理想和爱情等都进行了反省,放弃了通常的写作规范,进入了越来越深的人性隐秘之所,用“灵魂流浪”表达人生无尽的孤独和距离。拉美文学具有一种“魔幻气质”,通过奇特的想象和巧妙的构思,将触目惊心的现实和天马行空般的印加传统神话相融合,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光怪陆离的画面,使读者在恍惚迷离、如梦似幻的意境中,获得似曾相识又觉新奇的阅读体验。而张洁的小说则呈现一种“神秘色彩”,通过不可言说的宿命与轮回、血缘的神奇、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挥之不去的幻觉与梦境等方式来营造了奇美神秘的叙事氛围,以此达到作者的叙事目的。《百年孤独》的叙事者像一个预言家,相信一切奇迹和神话,把魔幻看成真实并对此津津乐道。同时因为马贡多不过是一个必将实现的宿命和预言,叙事者以纯粹讲故事的方式展开叙事。而张洁的《灵魂是用来流浪的》和《一生太长了》的叙事者讲述的是生命的无常、永恒的隔膜和难以与世界和解的哀伤,既有回溯性的沉湎意绪,又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是一个挽歌歌者的姿态。第四章是张洁与外国作家的比较解读。卓越的作家往往博览群书,所受的影响多元复杂,很难判定一个作家只受到某一个作家的影响,但也不能因此一概抹煞作家因机缘与另一作家文心汇通、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接纳与钟爱的现象,而放弃对其具体影响的追踪。谈论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影响,并不是要遮蔽作家本人的艺术独创性,而恰恰是要在比较中更清晰明确地呈现其在文学领域的创新能力。契诃夫对张洁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一度成为了她从事创作的范本和精神支点。契诃夫与张洁的短篇小说中“小人物”叙事特征非常突出,他们通过“小人物”形象塑造来“干预生活”,采取“切片”式客观叙述的叙事策略,表述简练、诗化。张洁小说创作中期,她的风格一度转型到现代主义。通观张洁此阶段小说的风貌形态,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卡夫卡的影响所在。运用象征、意识流等现代艺术手法揭露世界的荒诞虚无,展示人生存的困窘无助,这是张洁对卡夫卡创作的借鉴和承继。张洁与夏洛蒂·勃朗特对“女性成长”问题感同身受,也有不一样的表达。通过《简·爱》和《无字》两部自传性叙事小说的比较,揭示了文化差异对中西方女性成长的相异性。张洁被冠以“女堂吉诃德”称号,她的创作深受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影响。通过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 《方舟》、 《无字》等作品中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忧虑的疯癫骑士”的形象特质和情感取向的比较,了解张洁影响写作中对“异域情调”与“本土化”处理的焦虑体验。结语梳理了张洁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路径和图谱,是外国文学影响流变的典型范例,并归纳出张洁小说接受外国作家作品或文艺思潮的两种不同趋向：一是从“选择”到“契合”再到“创造”；一是从“影响”到“选择”再到“疏离”。这表明了以张洁为代表的当代大陆作家,应时代精神的召唤和自身所处的文化背景,对外来文学因素予以了新的解读、改造和利用,作品中藏有的外来文学表征几乎都曾被“本土化”或经过本土文化过滤后才能发挥作用。在与异质文化与文学的碰撞与融汇中,张洁等作家对中国文学传统作出了重新的发现与独到的解释,为促进当代中国文学以鲜明的民族特色自立于世界文坛而作出了创造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