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效市场假说的研究框架下,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被认为是完全理性的,能够客观对市场上所有信息做出正确判断。但这显然是个严格的假设,也无法解释诸多市场异象的存在。现实中的资本市场参与者并非独立地活跃于金融体系的信息与资金中。他们在进入资本市场成为投资者、基金经理、证券分析师和公司高管的同时,也作为老乡、同学或同事处于交织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同时也构成社会关系网络的一部分。而这些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及其背后隐含的信息流和资金流都不可避免地会对上述市场参与者的决策产生切实而深刻的影响,进而影响公司金融和资产定价。依据社会资本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社会资本,并为嵌入其中的个体和群体提供信息资源,企业依赖这些外部的稀缺资源获取竞争优势,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社会关系方面的已有研究多从同事关系、校友关系等传统社会关系的角度入手,忽视新媒体的作用。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在线社交网络以其社交的便捷性、低成本性、高效性、多样性等特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社交需求,微博等在线社交应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截至2020年第1季度,新浪微博的月活跃用户规模达到5.5亿,较2019年初提升接近20%。人们通过在线社交媒体中如浏览、点赞、转发、评论、关注等行为,维持或加强朋友关系,通过大数据推荐功能结识有共同爱好、特定区域的新朋友,了解朋友的动态。在线社交网络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研究高管在线社会关系对上市公司决策和资本市场的影响具有其独特性和迫切性。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拟借助高管在新浪微博上的社交行为,从社会关系的不同主体入手,研究高管在线社会关系对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的影响。具体地,本文选取沪深A股全部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个人认证的高管微博数据测度高管在线社会关系指标,公司特征指标从CSMAR数据库获取,高管微博数据通过Python爬虫技术获取,其他部分缺失数据由人工收集整理补充,本文主要围绕一个核心和三个问题展开研究:一个核心是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即揭示高管在线社会关系如何在公司经营和资本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三个方面内容即围绕高管与高管的在线社会关系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高管与分析师的在线社会关系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的影响、高管与投资者的在线社会关系对股价崩盘风险进行研究。通过实证检验,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本文使用高管在微博上的相互关注情况作为高管间在线社会关系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相互关注的高管所在公司的资本支出水平也更加相似。这一结论在使用高管之间第一次点赞的样本时仍然成立。进一步的分组研究表明在高管拥有更多微博粉丝或公司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公司间投资相似性的结果更显著。在渠道检验方面,本文使用分析师跟踪指标和在线社会关系的交互项进行回归,证明了当正式信息传递渠道不完善时,在线社会关系能够通过信息传递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进而导致公司间投资水平更加相似。本文使用高管退休或者离职作为社会关系的外生冲击,通过DID检验发现,高管退休或者离职发生使社会关系对公司间投资相似的作用减弱。为了解决可能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使用高管之间的兴趣爱好重叠程度作为社会关系的工具变量,结果仍然稳健,高管相互关注使公司间投资水平更加相似。第二,本文使用高管与分析师的相互关注作为高管与分析师在线社会关系的代理变量,研究高管与分析师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关系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与高管相互关注的分析师在对相应公司进行跟踪和预测时会更加准确。本文还发现在线联结的分析师的推荐评级的市场反应也更加显著,尤其是在分析师的微博关注度更高的情况下。本章认为分析师通过与高管的在线社会关系获取更多的私有信息,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进行盈余预测。为了验证这一假说,本文采用Logit模型检验在线社会关系对分析师前往对应上市公司进行实地调研的可能性的影响,发现社会关系增加了分析师进行实地调研的概率,分析师通过社会关系更加接近公司的管理层,从而能够用更多的非公开信息进行盈余预测。本文还通过事件研究、PSM和替代变量等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仍然保持不变。第三,本文使用高管微博发布作为高管与投资者之间关系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高管的微博发布有利于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尤其是当高管发布较多与公司经营相关的微博内容或高管拥有较多粉丝时。进一步的渠道分析表明,当公司外部信息环境较差时,高管微博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本文认为高管微博作为一种非正式的信息渠道,有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本文使用高管停更作为外生冲击进行DID检验,高管停更后,高管微博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减弱。为了解决可能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使用微博月活跃人数作为高管微博发布的代理变量,结果仍然稳健,高管通过经常发布与公司经营相关的微博,拉近与投资者之间的距离,缓解了崩盘风险。本研究对高管社会关系的相关文献是一种重要拓展,更为社会关系的相关国际文献提供了中国独特场景下的经验证据。本研究从全新的维度构建了高管在线社会关系指标,借助高管在微博上的关注和推文数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其对公司投资行为、分析师盈余预测和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结合社交媒体的特征,本文进一步分析高管在线社会关系和传统社会关系在信息传递效率上的差异,帮助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更好地实践和应用新媒体工具。本研究从在线社会关系的不同主体角度展开研究,通过独特的模型设计,同时考虑到社会关系的信息效应,更加全面地检验高管在线社会关系对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还有助于拓宽公司金融和资本市场方面的研究。在公司金融方面,相比以往研究社会关系对公司创新、公司资本结构等政策作用的文献,本文通过独特的社交媒体数据,发现在线社会关系通过信息传递作用于公司决策,并且这种影响在高微博关注度下更加显著,对企业管理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资本市场方面,本文从私有信息获取角度将分析师社会关系的研究拓展到社交媒体层面,通过实证回归证明了分析师通过社会关系更加接近公司管理层,进而更有机会获取上市公司相关软信息用于盈余预测,对分析师行为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此外,本文还发现高管的微博发布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投资者的信息搜索成本,拉近与投资者之间的社交距离,有利于缓解崩盘风险,为上市公司和监管机构提供了缓解代理冲突的新证据。新媒体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企业信息的获取途径和传播速度带来了重大变革,在中国经济社会背景下研究高管在线社会关系对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的影响具有其重要价值。从信息传递的视角考虑,研究高管在线社会关系为上市公司决策提供了重要指导,高管可以更具针对性地经营微博,依据社交媒体给予的信息渠道,提取或传递有效信息,进而改善公司经营。对于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研究高管在线社会关系为其判断和分析上市公司基本面提供经验证据和理论支撑。对于监管机构,研究高管在线关系带来的公司信息传递影响,并正确引导这种社会关系对公司的积极作用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