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位于江汉交汇之处，地处交通冲要、沟通东西南北，水陆交通发达，堪称九省通衢。步入近代，武汉更是藉由发达的水陆交通一跃而成为近代化大都会。随着交通运输业的繁荣发展，武汉码头工人群体兴起、壮大，成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他们穿行于武汉大街小巷，与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广泛的联系，与城市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本文以整体史的视野与社会史的视角，考察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工人群体的生存状态，展现了这一城市下层社会群体的动态画卷，并试图揭示这一群体与武汉近代社会发展，乃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关系。自武汉开埠，武汉码头工人群体逐渐形成，其数量大体上呈上升趋势。虽然抗战时期由于武汉沦陷人数骤减，但至解放前再度增长到近代以来最大值。码头工人的来源主要有四大类：本省及外省的农民、无固定职业的城市贫民、破产手工业者、外省的竹木工人和拉船工人，其中本省的农民是武汉码头工人的主体。虽然同在码头从事起卸搬运，但是由于身份、籍贯、工种等的不同，码头工人表现出复杂的多质内部构成。在封建把持制度之下，码头工头掌握着工作权，并藉此吸取工人膏血、驱使工人为其卖命；工人在政治上毫无权利，经济上待遇低下，劳动毫无保障，生活极其痛苦。因此，码头工人对工头又怕又恨，时有反抗。任何一个群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工人群体主要的社会互动关系有三种：劳资关系、劳工关系，以及码头工人与政府间的关系。码头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有合作(互利交换)，有冲突。码头工人保障雇主货物起卸装运顺畅，雇主支付工人工资，维持工人生存，合作是双方互动关系的基础；但是由于双方利益上的根本对立，码头工人与雇主之间常有纠纷发生。特别是到抗战胜利后，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劳资纠纷更是频频发生，阻碍了武汉工商经济的发展。码头上的劳工关系有双重内涵：一是码头工人内部小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码头工人与其他工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近代中国城市下层社会群体生存压力巨大，在这种互动场景之下，码头劳工关系虽然也有合作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竞争与冲突。码头劳工纠纷频频发生，不仅影响了码头工人自身的生活，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抗战胜利后，各方势力纷纷插手码头事务，甚至操纵劳工纠纷捞取利益，使得劳工关系更加紧张，冲突更加激烈。武汉码头工人数量众多、人员复杂，难以控制，因此国民政府花费很大力气对其进行管理，包括：设置码头专管机构、整理码头业务、征收码头工人公益金，以及成立码头工会等。国民政府虽然努力想使码头工人纳入掌控之中，但政策上的高压管制与实际处理中的妥协处置之间的矛盾、多方参与管理与多头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官员的徇私枉法却将其置于十分尴尬的处境。到解放前，国民政府疲于应付内战，官员们忙于中饱私囊，使得码头秩序失去了控制。随着近代武汉社会经济的发展，码头工人群体及其群体意识经历了从产生、发展、兴盛到衰落的过程，并反过来对近代武汉的经济、政治及城市社会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并非武汉独有的现象，在近代中国各大城市均有相似的情形。综而观之，码头工人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码头工人群体的产生与壮大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过于庞大的码头工人群体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近代转型。数量庞大的码头工人群体的长期存在，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缓慢与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