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合”(hybrid)最早是生物学用语。后来语言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也借用了这一概念，而且赋予的含义也大致相同。这些学科都把“杂合”看作是两种不同事物相互交融、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新的事物。这种新事物既具有原先两种事物的一些特点，也有自己显著的独特性。在很多学者看来，这种新事物不仅会必然形成，而且还具有明显的优点。比如，语言使用中的杂合现象，如洋泾浜语和克里奥尔语，其交际价值就已逐渐得到了—些学者的承认；文学作品中的杂合也受到了巴赫金等学者的肯定，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大力提倡；文化中的杂合现象，特别是殖民和后殖民时期各文化的杂合更是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通过霍米·巴巴等学者的阐述和倡导，其积极意义已为许多人所认识，杂合概念本身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人们对杂合的这种认识对文学翻译也很有启发。一方面，无论是语言领域的杂合，还是文学及文化领域的杂合，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文学翻译，不仅使得译者面临的杂合的原文越来越多，还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文学翻译本身必然也会产生杂合，即杂合的译文。文学翻译的过程其实也是两种语言、文学和文化交流的过程，在交流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杂合。这和语言、文学和文化领域杂合产生的情况是—样的。因此，将“杂合”概念引入到英语文学汉译的研究中来是非常合适的。利用杂合这一新的视角，并充分借鉴其他学科有关杂合的研究成果，我们就可以对英语文学汉译有一个新的认识，看到译者面临的新挑战，了解译文的实际状况，并纠正一些错误的观念，确定恰当的翻译策略和译文评判标准。 就原文杂合而言，英语文学中众多的多语文本对汉语译者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虽然这些作品中使用的外语语种不同，外语成分在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及所占的比例也有差别，但这些成分无一例外都具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如增加作品真实感、帮助刻画人物、营造陌生化效果及反抗殖民权威、消解话语霸权等。这些功能给译者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在原文内容、多语特色、外语成分的功能之间，译者往往要作出艰难的选择。不过，汉语译者并没有被困难吓 倒，他，］还是将英语文学中的许多多语文本翻译成了汉语。虽然f］采用的翻译方法都有一 定的局限性，牺牲了SLIB成分的一些功能，有的还取消了作品多语混杂的特色，但多数还是 体现了原文多语文本的特色，并传达出了外语成分的主要功能，使汉语读者领略到了英语文， 学多语文本的风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译者们常用的翻译策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总 的趋势是译者越来越尊重原文的多语特色，忽略汐陌城汾的译法越来越少。这一方面反映了－t 译者自觉性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译一引听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就译文杂合而言，英语文学的汉语译文普遍都包含有一些不符合汉语习惯的词句，或是 汉语读者所不熟悉的文化意象和典故，有的在文学体裁贞D％gLI＝也和中国文学泅异，都表现 出了杂合的特点。无论是译笔生硬的译文，还是译笔灵活的译文，其中都包含有一些异质性 的语言或文化成分：那些主张地道译文的译者，其译文中的一些词句也违反了汉语的规范； 即使在以意译为主的晚清时期，英语文学的汉译文在语言、文化、文学方面也都包含有许多 异质性的成分；同一英语作品不同时期的汉语译文同样也包含了一些异质成分。所有这些都 表明，英语文学的汉译文历来都是普遍杂合的。作家呵门译作分流的情形，以及译者们译序和 译文之间的差异，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种普遍性。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期译文杂合的 度还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晚清时期的译文杂启历臼刻氏，包含的异质性成分比较少；五四以 后译文的杂合度则明显升高，包含的异质性成分明显增多；到了二十世g己三十年代中后期， 译文的杂合度又开始降低，包含的异质性成分越来趁少。这种状况—直持续到五六十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译文的杂合度开伏准a斩回升，其中所包含的异质性颈处分日见增多。之所以会 发生这种演变，是因为中国社会从近代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影响译文杂合的各种因 素，尤其是读者、文学思潮等外部因素，在各个时代都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英语文学汉译中的这种杂合现象给了揪刚良多启示。原文的杂合使捌门认滩u，语言、 文学、文化中的杂合己对文学翻译造成了冲击，州］需要调整以往的一些翻译观念，并重新 确定自己的翻译方法：译文的杂合则使我j门厂口文学译文的实际状况有了更真切的了解，从而 对当前翻译界讨论的一些话题作出新的思冯。就翻译任务来说，译文杂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