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1232条首次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应用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领域,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就该条如何适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安排,并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可以“参照”该解释。不过,如何“参照”适用相应规则仍有若干问题亟待解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请求的诉讼实施权的来源是什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证明对象和证明责任分配是否遵循一般规则?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如何加以确定?以上问题均须考量惩罚性赔偿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方能回应。除引言外,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探索。从司法实践来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经历了从“无法律根据”到“以《民法典》第1232条为根据”的两个阶段。但由于《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得较为笼统,对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主体——“被侵权人”——应当如何理解以及能否进行扩大解释引起了理论界大量探讨。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立法解释等角度出发,《民法典》第1232条没有为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提供法律根据,并且没有留有扩大解释的余地。因此,如何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妥当适用惩罚性赔偿需要进一步分析。第二部分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诉讼实施权的来源。环境公、私益的区分构成了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诉讼实施权配置的基础。现行立法下,私主体无公益性诉讼实施权,反之亦然。因此,私益惩罚性赔偿诉讼实施权同公益惩罚性赔偿诉讼实施权应当分立。较为妥当的方案是直接规定国家规定的机关和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也即直接赋予实体权利使其获得诉讼实施权。第三部分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证明责任。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证明对象与证明责任分配均存在独有的特点。在证明对象方面,原告必须证明被告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客观上具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以及造成实际且严重的生态环境损害的结果。在证明责任分配方面,过错与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均无须倒置,由公益诉讼原告承担。第四部分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的确定。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宜采用基数倍数法,应当以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而不是广义上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全部数额。至于倍数,由法律确定一定范围,法官结合个案进行裁量较为合理。衡量惩罚性赔偿金的特殊因素包括,是否被处以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是否包含惩罚性因素等。最后,必须进行相应程序安排以规范法官的裁量,具体表现为在请求不妥当时,法官应释明增加或变更惩罚性赔偿请求;法官应依职权调查收集用以裁量惩罚性赔偿金的证据;法官应就惩罚性赔偿金的裁量及时充分公开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