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英美对中日战争基本上采取不介入的中立政策。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发生后,英美对中国的遭遇表示同情,明确表示反对日本的扩张,坚持“门户开放”政策,维护华盛顿体系。英美在国联大会和布鲁塞尔会议上严厉谴责日军暴行,对中国的抗战表示道义上的支持,为后来的对华援助和对日制裁奠定基础。赫尔国务卿的两次国际政策声明和罗斯福总统的“隔离演说”表明美国反对日本破坏华盛顿体系,“道义禁运”、购银协定的继续履行和宣布中立法不适用中日战争显示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英国尽力与美国保持一致,希望联合和依靠美国来对抗日本,美国却主张实行“平行行动”,拒绝英国的要求。在无力抗拒日本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英国被迫妥协,与日本签订损害中国利益的《海关协定》。　　 1938年11月日本抛出“东亚新秩序”宣言,公开对华盛顿体系的全面挑战,激化了与英美的矛盾,英美对华政策从中立转向援华制日。美国向中国提供贷款,反对英国对日妥协,宣布终止《日美商约》,并对日本实行有限经济制裁,从而非军事地介入中日战争。美国也同时试图控制或缓和东亚的战争危机,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在欧洲战争危机日益加重、东亚防务十分虚弱的情况下,英国被迫与日本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以解天津租界被围之困。后在德国入侵的生死存亡之际,又被迫对滇缅公路实施三个月的禁运。在美国的影响下,英国也向中国提供贷款。　　 1940年夏秋之际,日本派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和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构成对英美东亚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进一步激化了日本与英美的矛盾。中国的战略地位凸显,英美加大了援华制日的力度。美国不仅向中国提供大额贷款和军事援助,而且对日本实行全面经济制裁,还在军事上采取秘密空战和派遣军事使团的方式全面介入中日战争。美国还与日本举行非正式外交谈判,为扩充军备准备时间。英国对日政策渐趋强硬,为中国提供大额贷款,并反对美国在谈判中对日妥协。英国还积极促使美国参战,在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的同时,出现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的意向。英美尝试与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合作,实际上已经含有同盟因素,中、美、英开始走向抗日同盟。“珍珠港事件”后中、英、美正式结成了反日战略同盟。　　 抗战前期东亚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日本的强势地位促使英美对华政策经历从中立到援华制日再到与华结盟的演变。英美一开始确立了支持中国和反对日本的立场,后通过物资援华和军事合作,使这一立场见诸行动。随着体系结构的变迁和中日战争的演变,英美开始关注中国。英美对中国从轻视到重视、从不介入到与之结盟,对日本则从保持中立到与之对抗。　　 英美不是不愿意强力干预中日战争,而是受国内政治和东亚军事实力对比状况的制约,两国虚弱的政府能力无力应对日本的挑战。美国最初对日本采取有限的制衡措施,后随国内政治的变化而越趋强硬。英国因在东亚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实力地位恶化而采取追随美国的政策。相对来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力度变大,也影响英国的对华援助,获得中国的欢迎和肯定；英国向日本妥协的程度更甚,引起中美的愤怒和不满。当然,即使英国被迫向日本作出有限的妥协,也不是蓄意出卖中国的权益,并没有对日本实行所谓的“绥靖政策”。　　 总的来看,英美的对华政策是其东亚战略的一部分,对日政策是英美东亚政策的核心,对华政策从属于对日政策,两者密不可分。英美对华政策受制于东亚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也深受国内政治的影响。两国的对华政策既有相似又有差异,有矛盾也有协调,并且彼此间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