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前,欧美等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的场外衍生品合约曾普遍实行双边结算,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危机中,采用双边结算的衍生品合约通过两种方式不断放大其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一种是场外衍生品合约的违约风险增大,另一种是场外衍生品交易对手信用利差扩大,造成衍生品合约的信用估值调整的增大,以及合约价值的大幅缩水。而通过中央对手方结算的场外衍生品合约则顺利实现了结算。在此之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场外衍生品市场加强监管,就强制在场外衍生品市场推行中央对手方达成共识。然而学术界就通过推行中央对手方以稳定场外衍生品市场的政策存在质疑。本文从宏观审慎视角出发,借助一般均衡理论构建模型,研究场外衍生品市场中央对手方是否具有缓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以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本文研究发现微观审慎视角下的中央对手方各具体机制如保证金机制、净额结算机制和持仓限额机制等在静态和单一中央对手方条件下具有降低风险敞口,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但在宏观审慎层面这些机制只有满足一定条件才能缓释风险,有时这些机制不但不能缓释风险甚至会放大风险导致金融不稳定。如中央对手方实体在防范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同时,自身也吸收了这些风险,成为新的金融不稳定隐患。当市场存在异质性结构,如存在不同结算方式,不同交易商以及不同衍生品合约类型等时,净额结算机制风险缓释效果差异很大。另外,当中央对手方面临信息不完备时,其调整保证金的方法在保证金的顺周期性作用下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金融市场波动。而持仓限额机制则忽略了场外衍生品市场中单个个体的风险外溢问题。总之,在场外衍生品市场推行中央对手方并不必然带来金融稳定。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中央对手方机制发挥着不同的风险缓释和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我国金融监管当局既要在国际金融监管组织中争取制定标准等的话语权,在国内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理论研究,又要结合我国场外衍生品市场处于发展初期的现状谨慎使用中央对手方政策,以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从而达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的。本文主要的边际贡献有4点。1.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尝试从场外衍生品市场中央对手方的角度研究其对防范系统性风险及维护金融稳定的意义。2.在颗粒理论和CoVaR理论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中央对手方“持仓限额”的意义与缺陷。3.研究了场外衍生品市场保证金调整带来的流动性黑洞造成的金融不稳定。4.较为系统的研究了场外衍生品市场及其各类结算方式,试图在提高我国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竞争力与金融安全之间做出优化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