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的投资意识不断提高，国内关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本文利用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的公开数据、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SCF)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比较了发达国家和中国的家庭资产配置情况，发现中国和发达国家相比，呈现出明显的风险金融市场1的“有限参与”现象。中国家庭的储蓄资产仍占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主导地位，股票持有率偏低，基金等间接持股方式的持有率也偏低。以马科维茨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代表的传统金融理论认为，理性投资者都应该购买风险金融资产2以获得超额收益，投资比例取决于风险偏好。现实中，为什么许多家庭没有持有任何风险金融资产？中国的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率和参与程度为什么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内外学者关于股市“有限参与”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大部分是基于家庭的统计学特征、收入财富特征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的研究。本文另辟蹊径，利用CFPS数据，研究家庭的财产性收入——上次投资的利得或者低风险投资的回报是否会影响本次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入。
　　实证检验方面，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用家庭2010年财产性收入对于2012年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变量进行了回归检验。其中，因变量为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概率的采用Probit模型，因变量为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程度的采用Tobit模型。结果发现家庭上期财产性收入对于家庭本期股票、基金等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率和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深度有显著正向效应。模型选取了最能代表家庭资产选择的“家庭中最懂财务的人”（简称“财务决策人”）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家庭的城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回归发现:已婚家庭、城市家庭更愿意参与风险金融市场，财务决策人的高等学历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财务决策人的年龄对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呈现“倒U型”。但是，财务决策人的性别对于股市参与影响不显著，对于基金市场参与呈现女性财务决策人积极参与的特点。
　　关于家庭财产性收入对于家庭股市参与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可以用收入的财富效应来解释，另一方面也可以用行为金融学中的禀赋效用来解释。
　　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的政策建议有: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规范城市房屋租赁市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建立健全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家庭预防性投资;加强投资者教育，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