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一直是西方哲学不断探究和追求的对象。古希腊哲学家在探索无限和绝对的本体时,试图将辩证法作为通达本体的理性方法,以此确立了辩证法与自由之间的内在关联。基督教哲学用“原罪”代表人的有限性,把人的自由本性让渡给了上帝,将人实现自由的希望放置在了彼岸的天堂。随着近代启蒙运动的发展,人开始依靠自身的理性来完成尘世的自由和解放,然而理性视域中的尘世一切皆必然,人的自由何以可能?康德以实践理性自我立法的方式,在道德领域构建了人按照自我颁布的法则去行动的自由原则,但对于辩证法,康德只是将其视为人类在认识本体时主观思维所形成的“二律背反”,这便关闭了辩证法通过理性自由之域的大门。黑格尔用辩证法打通了康德所设定的“界限”并恢复了辩证法通过人性自由的思辨路径。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中,绝对理念在人类精神中实现自身的过程既是绝对理念显示自身的过程,也是人类借助绝对理念成就自身的过程;绝对理念的终极实现,也是人类精神自由的最后完成。这样,黑格尔便将辩证法与人性自由合为一体。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围绕绝对理念展开的思维活动,其实现的自由也只能是人类精神的抽象自由。马克思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出发,把辩证法的“根”置于人的本质对象化及其人性自我丰富的人类物质生产之中,进而为辩证法注入了人的实践自由本性。马克思辩证法中蕴含的自由向度表现为:自由应当以实践作为根基,以变革私有制生产关系作为途径,将异化劳动中人异化了的本质重新还给人,让自由的显身之所回到现实的世界,以生产中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辩证运动和人类实践历史中人性的自我完善作为环节,最终达到实践的否定性与人的自由的肯定性的统一。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包含自由自为本性的实践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