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已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社交媒体使得处在食品风险认知情境中的普通消费者有机会公开广泛地传播食品风险信息,引发食品安全事件,甚至可能导致食品谣言和社会恐慌。许多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与社交媒体环境中食品风险认知、风险传播行为有着密切关系。社交媒体环境下催生出了诸多食品风险沟通的新问题,给食品安全管理带来了挑战,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深入探讨社交媒体环境中消费者的食品风险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在此,本文展开三个实证研究,首先通过问卷调查方法,以果蔬农药残留为食品风险类型,探索性地研究了消费者的食品风险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间关系。然后通过一个被试间的控制实验,以大米铬超标为食品风险类型,分析了微博环境中消费者的食品风险认知和食品风险传播行为,即探讨了微博信息源与微博信息传播方式对消费者的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差异。最后通过一个被试间的控制实验,以转基因食品安全为食品风险类型,分析了不同风险信息传播渠道与不同风险专家信源对消费者食品风险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差异。主要的研究结果为：第一,我国消费者对当前食品安全状况较为担忧,引起消费者对食品风险的焦虑和紧张,试图通过风险信息获取行为、信息筛选行为和信息分享行为了解食品风险和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第二,我国消费者在食品风险情境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悲观偏差,进而影响他们的风险传播行为；第三,消费者的风险认知情境中四个关键因素与消费者的风险传播行为间关系密切。消费者的风险认知水平与风险传播行为正相关,涉入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正相关,受限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正相关,乐观偏差与风险传播行为负相关；第四,特殊人群的食品风险传播行为很容易滋生和传播食品谣言,那些高信息分享和悲观偏差人群处在食品风险睛境中,对食品风险信息更为敏感,他们的风险传播行为伴随着两高一低(高信息分享、高信息获取、低信息筛选)现象,容易滋生和传播食品谣言；第五,消费者主要通过大众媒体和搜索引擎来获取风险信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也越来越成为消费者获取风险信息的渠道,消费者最有可能通过面对面的线下口碑渠道进行传播风险信息,但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渠道却愈来愈成为消费者传播风险信息的主要渠道；第六,微博中的风险信息源对消费者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且不同的微博风险信息源对消费者的影响有差异；第七,微博中的风险信息传播方式对消费者的影响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力会受到微博信息源的调节；第八,风险传播渠道本身对消费者的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显著,且风险信息通过传统大众媒体渠道传播比通过社交媒体渠道传播对消费者的影响更大；第九,专家信源对处在食品风险情境中的消费者产生了显著影响,且科学名人比行业专家对消费者的食品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风险沟通理论提出了补充和修正意见,同时对食品风险沟通管理工作有现实意义。在论文的最后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限制和研究展望。